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主体,基层干部只有在快乐的工作生活状态中才能激发出推动基层治理的信心和动力。笔者尝试以近年来的调研统计数据和相关访谈为支撑,简约描述当前基层干部的心理感知和情感体认,试图以这种较为直观的方式和质朴的素材来向人们呈现这一群体的快乐期待。
基层干部的快乐期待
作为一个行动主体,基层干部有快乐的感知,也有快乐的需要。如同其他人一样,他们都希望能快乐地生活、快乐地工作。从调查问卷的统计数据来看,63.3%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快乐的。快乐既是对现实的一种感知,也包含着对未来的期许。访谈发现,构筑基层干部快乐感知的因素也包含着他们对工作生活的诸多期待。梳理发现,这种快乐期待可以简约地概括为三个层面,即“政治上有前途,工作上有干头,生活上有奔头”。
基层干部的快乐指数
政治上有前途。作为一个政治人,基层干部对自身的政治前途深表关注。虽然不能狭隘地将仕途升迁看作工作的唯一目标,但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持以乐观期待并没错。对于基层干部而言,何以堪称有政治前途?或者说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良好政治前途维系于哪些因素?调查数据表明,三大要素与之相关。首先是公平规范的干部选拔机制。如同考试大纲指挥莘莘学子奋力拼搏于高考一样,干部选拔机制也成为影响基层干部快乐与否的一根“指挥棒”。其次是破除成长过程中的“天花板”阻隔。访谈中,不少基层干部认为,在本人及同事的成长过程中,遭遇“天花板”困局的不在少数。一般而言,在乡镇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科级;在县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处级;在市一级,干部升迁的“天花板”是厅局级。第三是领导的关爱和群众信任。76.3%的受访者认为,上级领导的关爱和群众的支持是对其工作的肯定和支持,因而能直接转化成快乐的重要动力。
工作上有干头。领导是一种职务身份,其核心在于干好工作。因而,工作上有干头,也是基层干部快乐的源泉。调查数据显示,对基层干部而言,工作上是不是有干头直接与四个因素相关。“上级政策的科学性、基层工作的自主性、日常考核的规范性和群众的认同度”是基层干部评判自身工作是否有干头进而认知快乐的重要因素。就上级政策而言,受访者坦言上级在制定政策的时候,不能局限于中央和省的具体条文,而应该在保证不违背中央和省基本原则的情况下,紧密结合基层实际,尤其要杜绝“看上去很美,但实际上很糟”的政策悲剧;就工作自主性而言,就是在信任的基础上多给基层一些灵活处理的空间,让基层干部有“回旋”的余地;就考核而言,就是期待合理设计考核的内容,真正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均衡考核,同时告别只管文字材料的形式考核;就群众理解而言,就是期待群众少一些“污名化”的对待,多一些支持和体谅。
基层工作如何才算有干头
生活上有奔头。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基层干部自然有其生活上的需求。因而,生活是不是有奔头也是其快乐与否的重要考量。生活中的快乐,首先与其薪酬收入直接相关。调查显示,高达72.7%的受访者认为“薪酬收入是影响其快乐指数的最大因素”。从实际情况看,基层干部的整体收入水平并不高。然而,公众对此并不能完全理性看待,误以为他们享受着高收入、高福利。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将部分干部的收入甚至是灰色收入当成了这个群体的整体收入水平。同低薄的薪酬水平相对的是,随处都可能存在的“高压线”。诸如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等一票否决式的压力不断延伸到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中。访谈中,很多干部说,在重大节假日等敏感时节,“5加2”、“白加黑”式的生活节奏时常上演。如果说薪酬收入可以“一眼看到底”、各种压力“一下插到底”,那么群众对基层干部的形象认识有时候则让他们“心凉半截”。
基层干部的“纠结”
调研发现,绝大部分基层干部实际上都希望在工作中干出一番事业,尤其是一些年富力强的乡镇党委书记努力实现创先争优的劲头很足。然而,他们也充分体会到基层所面临的“权力无限小,责任却无限大”的纠结。问卷调查显示,73.1%的受访者认为,权小责大是基层最大的困扰。“现在中央不断释放利民富民的信息,这确实是好的,也是我们需要的。但是,很多配套的东西却没有随之跟进。所以,导致我们要做很多的事情,承担很大的责任,而能予以调控的权力却很小。事情没做好,上级领导要批评,群众也会数落你。”一位镇党委书记这样描述他的忧虑。粗略统计,除了法律规章所规定的基本职责以外,各种形式的“中心工作”不断涌向基层。尤其是在乡镇,这种责任无限大的“中心工作”遍布各领域。然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基层可资利用的权力却是无限小。虽然有些地方正在探索中心镇建设,但毕竟是少数体量大的镇才能享受这份殊荣,大多数乡镇依然深处权力被肢解的境地。事权财权等极度不对称,是基层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从根本意义上讲,党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事务中,有时难免存在一些矛盾和冲突。违背上级政策的事情自然不能做,但有时候上级政策也未必完全契合基层实际。这样一来,如何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承诺的有机统一,成为摆在基层干部面前的一大难题。调研中,一位乡镇党委委员说,“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政策肯定是必须的,上级交代的任务肯定也会努力去完成。但有时候也很纠结,因为老百姓的要求会不断产生,而且有些要求也是合理的,只是上级政策没有及时跟进。最终就会导致我们很难办——执行上级政策吧,有些群众的利益诉求就不能得到很好反映;照顾老百姓的要求吧,又有不按政策办事的嫌疑。所以,确实很难。”其实,持这种纠结心态的基层干部不在少数。《改革内参》的调研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干部的心态发生了悄然变化:不淡定了——担心出错,担心得罪人,担心问题被清算;不稳定了——抱怨式干部多了,忧虑式干部多了,干实事的干部少了;不笃定了——觉得没奔头了,对未来缺乏信心了。
时下的基层干部队伍中,有大量青春活泼的青年人。他们怀揣梦想来到基层,期待在基层播撒青春热血。这份美好的畅想和崇高的理想,无疑是基层治理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然而,理想也是与现实紧密相连的。基层干部所处的复杂的工作环境、官场文化、社会氛围时常让其产生对自身理想的质疑和忧虑。就工作而言,他们期待多干一些实事大事,但现实不是这样;就生活而言,他们希望收入高一点,与物价同步一点,但现实不是这样;就社会形象而言,他们渴望公众多一份理性认知,多一点客观判断,少一点“污名化”,但现实也不是这样。久而久之,基层干部的心态难免就会发生变化。根据《人民论坛》的调查,当下64.4%的基层干部大多“求稳怕乱”、“害怕出事”。而且“不出事的逻辑”还在继续升级:由以前在社会治理领域捂盖子逐渐扩大到经济发展领域缩手缩脚。访谈中,一位刚参加工作2年多的小伙子说,“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却是很骨感。到底谁对谁错呢?似乎没有答案吧!”理想与现实谁对谁错,确实没有标准答案,这种痛苦的感觉也许唯有其本人才能体会。
破除基层干部快乐工作的制约因素
价值观是影响一个人思维观念和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好干部时提出,“成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加强党性修养、加强品格陶冶。”就是要有“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的精神,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做到“心不动于微利之诱,目不炫于五彩之惑”,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调研发现,大部分基层干部能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始终将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但是也有少数基层干部与之相背,传统的官僚主义习气和作风还是客观存在,有的还很明显。在这些干部看来,当官首先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是为了办事方便。持这种取向的干部虽然是少数,但是会影响整个官场的风气,进而对身边的其他干部产生不良影响。
我们现在从上到下仍普遍实行压力型政府管理体制,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考核指标和重要任务,采取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责令基层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然后根据完成的情况进行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一票否决”式的奖惩。这样一来,基层干部始终身处这种评价体系的沉重压力之下,只能延续着自上而下的行政惯性开展工作,很难有创新举措。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应对上级考核,主要是看能否积极认真地做好文字准备工作,能否从容自如地应对官场饭局。这不仅成为检验自身是否老练的重要标志,而且成为直接影响其考核成绩的重要杠杆。如果这种局面得不到根本性改变,基层干部长期浸淫在这种工作压力和应对策略中,其幸福快乐感知从何而来?
在现代社会,干部亦是公众人物。基层干部更是具有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较多机会和渠道。正因如此,群众很容易形成对干部的形象判断和心理感知,并且以各种方式反馈给基层干部。然而,一个客观情势是,当前对于基层干部的社会舆论正处于低谷阶段。“腐败”、“贪图安逸”、“骄横”等指责让许多基层干部倍感舆论高压。在很多基层干部看来,公众只看其表面而没有全面客观地评判他们,也让他们倍感无奈。
(作者单位:中共南通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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