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预防官员“带病提拔”

“为政之要，唯在得人”。选拔干部失察失误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读史可以明智。古代的举选分离以及“保举连坐”制是预防官员“带病提拔”的有效方法。

举选分离保障了官员提拔前的充分竞争。举选分离是指官员的选拔任用实行科举考试与选官分开进行的办法，盛行于唐代，宋、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古代通过礼部主持的科举，只能获得出身，并不代表能做官。在举的环节，科举制时代由进士、庶吉士构成的以科举制为依托的金字塔型储才系统，保证了官僚队伍之外有足够的储备人才和后备人员；在选的环节，则通过吏部进行的选官考试，进一步的铨选考察，最终选拔为官员。如唐代铨选时，要从身（身材相貌）、言（言词谈吐）、书（书写文字）、判（撰写判词）四方面综合考察，上述四方面都合格，才能脱去白衫，穿上官服为官。如果铨选没通过，就不能授官。宋代则有官员试用期制度，《宋史·刑法志》记载，官员有试用期，有试用官员犯罪两次就被除名的规定。身、言、书、判过关，即使授官，如果后期言行不妥，也会被罢免。宋真宗咸平三年冬至日朝会，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张齐贤因喝醉了酒，官服歪斜。御史中丞弹劾他有失礼仪，宋真宗将其免职。

在选举分离的基础上实行“保举连坐制”则保证了被举荐官员的质量。我国古代有官员“失察罪”，在举荐和考核官员中出现失误，要受到严惩，贬职罢官甚至掉脑袋。此法是对国家官吏实行连带责任，上对下、下对上均实行责任追究。如果对自己的上级或下级官吏的违法乱政行为知而不举则坐以同罪，从而对官员“带病提拔”形成有效威慑。从秦代开始，历朝历代都很重视“保举连坐”制在选人用人中的作用，并不断加以完善。《史记·范睢列传》载：“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东汉沿袭西汉法律，如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下诏：“长吏赃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是说对赃官之贪行，刺史、郡守都负有纠举之责，如果失职，也要受到惩处。三国时，诸葛亮曾因举荐重用马谡不当而自贬官职。

隋朝制定了选举不实要受到连坐处罚的规定。当时，宰相苏威举荐房恭懿为官，后有人告发房恭懿是尉迟迥的余党，不应该在朝为官，告发苏威故意隐瞒信息而举荐他。房恭懿因此获罪被发配到岭南充军，苏威和负责选举的吏部官员也因任用私人，被免除官爵。宋朝则要求在官员的委任状上写上举荐人的名字，如果“他日不如举状，则连坐之”。宋朝名臣司马光曾推举孙准为官，但是后来发现孙准闺门不睦，妻妾交争，行义有缺。于是司马光认为，自己贡举非人，不敢逃刑，应律科罪，亦须降官示罚。说自己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示众？虽然司马光位高权重，但他躬行保举连坐，甘愿受罚。元朝不但规定了保举连坐，还规定了“弹劾连坐”。明清时，进一步沿用，而且对荐举奖罚分明，“得人者优加进贤之赏，舛谬者，严行连坐之罚。”明朝规定，属员贪赃，主管连坐。这一法律对防止官吏互相袒护、互相包庇而乱政害政起了很大作用。有此法，对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老好人主义”也是一种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