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战略思维应对经济下行压力

战略思维是把握事物变化的总体状态和发展趋势的一种科学思维方法，要求我们“善于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在权衡利弊中趋利避害、作出最为有利的战略抉择”。当前江苏与全国一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但稳中有忧，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对此，必须坚持战略思维，正确看待和把握速度与效益、局部与全局、挑战与机遇的关系，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同时要积极作为、善作善成。

把握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与非重点

进入经济新常态，追求高速度已不再是经济工作的重点目标，工作重点应转到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质上反映的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与非重点关系。

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轨道，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一方面，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2012年，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左右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模式比较粗放，形成了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导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接近极限、产能出现相对过剩、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依靠高强度投入铺摊子的空间已越来越小。另一方面，长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格局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全球经济长期低迷不振，作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和出口国，外部需求急剧收缩和异常变动严重影响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

中高速增长给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有利于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经济高速增长所产生的惯性往往使经济运行形成路径依赖，而增长模式的转型升级恰恰需要在“换挡”中实现，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则为增长模式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主要依靠经济总量的增加向主要依靠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转变，实质上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型升级。首先，表现为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转型。由原来依靠劳动力、资金、资源、能源等普通生产要素，向主要靠技术、人才、信息等高级生产要素转型。其次，表现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转型。由原来依靠“三驾马车”拉动，向主要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拉动转型。再次，表现为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转型。教育、文化、医疗、旅游、养老等服务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占比递增明显；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加速。

不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并不是不要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速出现惯性下行的初始阶段，如果不能把经济增长稳定在合理区间，就会出现减速也减势的不利状况。而且，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没有扩大就业、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势必影响到经济的转型升级，这就偏离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正确轨道。

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

近年来，随着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越过国家边界的流量越来越大，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明显提高，全球经济出现同频共振的现象。虽然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全局中仍然是局部地区，因此，要把国内经济发展置于世界经济全局之中，运用战略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目前中国经济周期还滞后于世界经济周期，但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首次破8后，近两年经济增速一直处于下行探底之中，这其中既有外需不振的因素，也有内在增长动力转换等原因。经过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和影响越来越明显，人口红利、土地红利正在逐步消失，过度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的低效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这次国内经济下行实质上是一个去泡沫化的过程，需要逐步找到新的增长动力，在经济软着陆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的增质提效。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正面临着深刻复杂的变革，经济复苏乏力。从近年来美国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创新能力看，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最强发动机。2014年美国经济增速达到2.4%，创四年以来新高；消费支出增长2.5%，创2006年以来之最。美国经济依托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间活力，开启了以信息技术革命、制造业革命、新能源革命为核心内容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对传统商业模式和现有的产业体系有可能带来颠覆性冲击，近期能否带动世界经济摆脱衰退、走出低谷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需求结构升级和比较优势转换，将对国际资本产生巨大吸引力。联合国贸易组织公布的2014年全球跨境投资数据显示，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一方面，源于国内需求结构快速升级。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结构升级会带来很多新需求。居民需要消费更多更优质的信息、医疗、健康、金融、文化等服务产品，跨国公司在这些领域有一定优势。传统领域的需求也会出现新的结构性变化，例如，居民想吃得更加健康、更加美味，这就为优质农产品、食品生产带来新的需求。另一方面，源于国内比较优势转换。很多外资企业过去看重的是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但国内蓝领工人低成本优势正在快速消失，新的比较优势也在形成之中。中国25-34岁人口中大学毕业生比例直追发达国家，但人力成本远低于发达国家，这一人口质量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加速向中国转移研发等高端业务活动。而且，经过30多年特别是近年来的大规模建设，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国具有基础设施完备的优势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的优势。

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新机制和新战略，能推动我国经济资源配置的国际化和高端化。应通过主动倡议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改善，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产业分工，在更高的层次上促进内需和外需的平衡、进口和出口的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平衡，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来，对出口的拉动效应开始显现出来。经海关总署测算，今年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进出口值约为1.45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外贸总值的比重超过1/4，其中出口表现尤好，增长速度超过10%，高出同期出口总体增速5.5个百分点。

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剌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过渡阶段，处在这样一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发展时期，更需要运用战略思维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在应对挑战中把握机遇。

挑战之中蕴藏着众多机遇，要善于捕捉新机遇，增强经济行稳致远的信心。经济结构调整难免出现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一些行业的失业率会有所上升，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产业结构，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十分巨大。国际上对我国出口的需求增长虽放缓了，如果我们利用好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中，将迎来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重要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的潜力也将大大增强。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满足人民越来越迫切的生态产品需求，走低碳、绿色、循环发展道路是大势所趋，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经济新常态的形成有一个增长动力转换、结构转型升级的过程，期间孕育着许多新的发展机遇。随着中国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绿色低碳产业将呈现越来越大的发展空间，中西部地区和一些新兴城镇、新兴农村地区将产生越来越多的机会。随着财富分配更多惠及广大民众，我国内需潜力将进一步释放，大众创新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将进一步迸发。经济结构发生质的变化，人口城镇化、经济服务化、发展低碳化、产业高端化、社会信息化、经营国际化等都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拓展新的发展空间。

（作者系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