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投行：经济理性的抉择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AIIB）是一个政府间性质、开放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也是首个由中国提出创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重点支持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法定资本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认缴50%，总部设在北京。2013年10月2日，习近平主席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举行会谈时提出筹建倡议。2014年10月24日，包括中国、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21个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约，共同决定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截至2015年4月15日，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确定为57个，各方商定将于2015年年中完成亚投行章程谈判并签署，年底前完成章程生效程序，正式成立亚投行。

世界各国的态度

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涵盖了除美日和加拿大之外的主要西方国家，以及亚欧区域的大部分国家，成员遍及五大洲，从各国积极参与程度和创始成员国范围之广就可以看出世界各国对亚投行广泛支持的态度。

亚投行的构想在整个亚洲，特别是东盟大受欢迎，这些国家是2014年首批意向创始成员国的坚实力量。他们多是有巨大资金需求的新兴和发展中国家，认为亚投行的设立可以倒逼一枝独大的亚洲开发银行进行改革。东盟更是认为亚投行对于推进各国相对滞后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重大利好，可以“搭超级大国的车实现自我发展”。从政治角度，则认为亚投行“标志着中国领导亚洲经济秩序的开端”。

欧洲国家认为传统的金融秩序存在缺陷，他们需要更具活力的新秩序，为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不管新秩序是美国主导还是中国倡导，欧洲人自信他们是不可或缺的。2015年3月12日，英国率先申请无条件加入亚投行，认为加入这一银行“将促进英国与中国等该地区国家的商业和投资关系”，针对美国的批评，英国的回复是：“只有加入亚投行，才能对其产生影响”。随后，法国、意大利、德国等西方国家纷纷申请成为创始成员国，害怕于“中国在全球版图中的金融布局”中失了先机，最有实力的英德则开始争夺亚投行的欧洲办事处。申请加入亚投行的欧洲国家都是金融大国，和中国已经有不同领域的金融合作，不存在地缘政治和现实利益冲突，都不想错过亚洲经济发展的快车。可以说，各国纷纷加入亚投行，是现实的选择、务实的体现。

美国方面认为亚投行是“由一国主导”的机构，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支撑，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亚投行标志着“美国失去全球经济体系担保者角色”。日本曾经是亚洲经济的“龙头”，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安倍政府把亚投行看成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的劲敌，甚至认为亚投行是“高利贷”，表现出极大的轻视。美日认为亚投行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亚行等传统的金融秩序的挑战，一开始就宣称不会加入，并力图阻止其各方盟友加入，当英国等欧洲盟友宣布加入时，更是如芒在背，对其大加指责，但随着亚投行朋友圈有57个国家之后，美日的态度也只有转向“支持”和期待“合作”。尽管美国并未成为亚投行的创始国，但与中国的沟通一点不比创始国少，唯有日本，几乎和中国在亚投行问题上未作任何沟通。究美日态度之根本，既有地缘政治因素，也有经贸制衡考虑。

金融话语权的争夺

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倡议筹建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无论是IMF，还是WB、亚行等多边国际金融机构，大都体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意志。世界银行的援助有时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过度拖累，且其决策速度和效率有时也让相关方面不敢恭维。然而，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发展及实力的增强，这些多边机构内部各国的地位并未发生相应的变化，这一体系已经不能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这些没有获得应有代表权及话语权的国际组织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有理由怀疑，他们能否从现行金融秩序中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支持。所以中国有必要倡导建设一个以新兴国家为决策主体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美国在向IMF增资问题上缺乏进展，这也为中国给亚投行招募成员打开了窗口。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中国想要获得长期、稳定、持续的增长，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带领周边的新兴国家走出贫困，实现共同发展。因此，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的诞生应该被看成是新兴经济体和亚洲国家的一种集体反应。

在全球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亚洲地区设立区域性投资银行，通过多种直接投融资手段与途径牵头组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有效疏导化解全球游资、使全球游资转变为社会生产力，挤掉全球经济泡沫、使全球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从不对称复归对称，促进全球金融体制改革、使全球金融体制由间接投融资为主导转变为直接投融资为主导、消除全球金融危机根源的重要途径。亚投行不是对现有金融体系的挑战，而是助其更公平化的一种推动。在中国领衔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经济体共同制定投融资规则，由此改变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制定国际信贷标准的旧有格局。这场加入亚投行的潮流，也被西方政治观察家们认为是迄今为止全球实力东移的最有力标志之一。

多边经济的共赢

倡议筹建亚投行是中国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补充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性举动，是对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有益补充，对全球和亚洲各国来说都是互利共赢的。

在亚洲，经过35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列世界第二，积累了数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为了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一方面，中国在公路、桥梁、隧道、铁路等方面的工程建造能力已是首屈一指，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方面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目前正面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庞大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另一方面，亚洲大量发展中国家面临因基础设施缺乏导致的发展瓶颈问题。因此，配合“一带一路”宏伟愿景，亚投行可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既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输出比较优势，与其他国家进行产能合作，又帮助实现了落后国家迫切发展基础设施的愿望。与此同时，亚洲人口多，资源丰富，内需市场很大，中国如果借助“一带一路”将广袤的亚欧大陆连接起来，那么各国的贸易量将会大大增加，各国的经济也将从中获得巨额收益。

在欧洲，各国内部正面临经济通缩、债务扩大的危机，需要中国和亚洲各国一体化的市场为其提供增长动力。更重要的是，欧洲各国要确保自己在亚投行占据有利地位，就如同当年在IMF和世界银行占据有利地位一样，从而拥有在这个新的政策制定机构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如对英国而言，中英之间有建立更深层次关系的机会，就意味着伦敦作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会在较早阶段就在亚投行占据有利地位。在美国亚太主要伙伴对亚投行冷眼旁观之际，英德法意四大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加入，使亚投行国际战略价值大幅提升，无疑也为亚投行提供了资本扩张和更好的治理模式，特别是将会在环境、反腐和借贷效益等方面给亚投行带来益处，包括可持续发展的更高标准，或由此改变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的现有格局。

美日担忧中国挑战其主导的全球秩序，而中国主张和而不同、共同发展。目前亚投行的中国色彩在减弱，中国政府甚至已说明放弃单一否决权。亚投行无论是在资金量，还是在贷款附加条件上，都可能与世行和亚行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亚投行弥补了现有国际金融机构投资上的未及之地，与世行和亚行展开了良性竞争，而这可能将促进世行和亚行的改革。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