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外任”奠基开元盛世

治理天下，需要重视地方官员，基层地方官直接治理一方百姓，其才德高下、清浊与否直接影响一个时代的吏治。顾炎武考察汉代吏治，曾总结道，“两汉之隆，尤重太守”。

纵观历史，历代有识之士多重视基层地方官员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西汉宣帝常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汉代太守秩俸为二千石，因此人们常以二千石指代之）乎！”

相比汉代，唐代虽称盛世，但唐初重京官、轻外任的风气盛行。在相当一部分时间里，唐代地方官员的待遇远不如京城官吏。贞观六年，中书省的官员高季辅就曾上奏说，外官同事们实在太苦了，级别低，又没薪水，已经到了“饥寒切身”的地步，还是要多发俸禄才行，“宜给禄养亲”。于是外官待遇有所提高，但仍稍低于京官，如一品官低五十石，二品和三品官低三十石。

唐代的京官为“清要”之职，既有机会直接辅君佐王、参政当权，更有机会飞黄腾达、施展抱负。官员大多不愿意去偏僻、遥远、人少、物乏的地区任职，去远地任职甚至成为犯错误、被贬谪官员的“福利”。唐代名相张九龄曾说：“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于计私，甚自得也。京师衣冠所聚，身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于内，而不在于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复出为刺史、县令哉？”可见，当时官员是不喜欢去地方任职的。白居易的《琵琶行》中也曾提到：“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而诗人王维的亲身经历亦是如此，他在《被出济州》中说：“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川阴。执政方持法，明君无此心。闾阎河润上，井邑海云深。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

诗人所叹是个人经历，也是国家存在的问题。张九龄在给唐玄宗的奏折中说，在京都长安附近，朝廷尚能选拔一些相对能干的官员去任职，或任县令或从事其它地方行政事务。但其余像江、淮、陇、蜀、三河等地方，仅仅是从长期滞留京都的闲散官员中，选拔一些资历较老的，任命为州县之官，这近乎贬谪斥逐。

按理说，地方本是锻炼优秀官员的好去处，可却成了放逐贬斥之地。如果朝廷不重视基层的官员，要实现天下大治，还是有难度的。

到唐玄宗时期，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轻视基层地方官员而带来的弊端。唐玄宗开元年间，朝廷颁发诏书要求先在京官中选拔有才识者任命为都督、刺史，再在都督、刺史者中选拔有政绩者任命为京官，中央和地方官员上下流动、出入常均，成为制度。并明确，凡任官者，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也就是说，京官不到地方任都督、刺史，不得入京为侍郎、列卿；不到地方任县令，虽然政绩优异、善政得体，也不得入京朝廷为郎官、给事中、舍人。与此同时，朝廷对于新任命的县令集中到皇帝处理朝政的宣政殿，由皇帝亲自问询治人之策，而擢升其中优异者。此外，玄宗还从京官外放入手，让京都的官员到地方任职，待政绩优良后，再调中央任职。这也使得基层官员与中央官员实现互相流动，使朝廷官员更能接近群众、治道更为接地气。经过玄宗的一番调整，地方官员的素质比之前有了大幅提升，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作者单位：无锡市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