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碳化：在艰难中前行

从2003年英国首次提出“低碳”（Low Carbon）的概念到今天，已经过去了12年，但看看我们的世界，自然环境还在加速恶化，不确定性的气候灾害正在加剧，无论是极寒还是极热，无论是干旱还是水涝，恶劣天气频频发生，放眼望去，寰球同此凉热，无人能置之度外。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正迫使着人类采取行动。去碳化（Decarbonization），渐成为各国一致的行动目标。

越来越近的危害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碳”是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构成元素。恰到好处、适得其所的“碳”的存在，遵循着大自然的规律而均衡流转，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但是由于人为的作用，使得“碳”循环的均衡被打破、“碳”依附的形态被改变，就会给自然界的“自我消化”能力带来沉重的压力，甚至会超出其所能承载的负荷，从而影响到“碳”元素的均衡分布，进而会影响到其他物质的空间分布，使自然生态失去平衡。有资料显示，在进入工业社会之前，全世界人为的碳排放量一般保持在每年约1亿吨的状态，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为的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已达到了每年约63亿吨的状态，而整个地球的生物圈每年只能“消化吸收”其中的一半左右，另一半“碳”则难以“回收”。这些难以“回收”的“碳”主要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存在于大气中，它会导致“温室效应”。以对全球升温贡献的百分比来说，二氧化碳占的比例最大，约为55%。

温室气体让全球变暖，已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认知，而全球变暖的危害也在不断显现。因担心南北极冰川的融化，孟加拉等国笼罩在被淹没的恐惧中；中国、印度等国则直接受到喜马拉雅山冰川消融的威胁。同样，气候的改变也让美国人在本土付出越来越高的代价。资料显示，自1895年至今，美国的平均气温上升了近两摄氏度，其中大部分升幅发生在过去40年中。旱灾、飓风以及反常暴雨的发生频率大大增加，救灾成本也大幅上涨。2012年的桑迪飓风过后，清理成本超过了600亿美元。

据测算，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在本世纪末升至700ppm，相较之下，工业革命前这一数值是280ppm，现在约为400ppm。当二氧化碳浓度达到700ppm时，预期全球气温上升的中值为3.5摄氏度。科学家们警告，随着温室气体浓度升高，预期升温的中值也会升高，而关键的是，出现极端气候并引发连锁灾难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二氧化碳浓度在400ppm时，气温上升6摄氏度的几率接近于零。550ppm时，这样的几率只有3%。但到了700ppm时，这个几率可能超过10%。如果我们沿着现在的道路走下去，我们极有可能将世界变成数千万年来未见的景象，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在可以预想到的严峻形势面前，“去碳化”将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不得不认真考虑、必须共同面对的课题。

见诸行动的难题

从近20年来世界各国在低碳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来看，目前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认识统一的问题，而是行动一致的问题。对整个世界而言，要让每个国家在“低碳发展”的理念上取得一致看法并不困难，难就难在让每个国家都能采取切实的行动，步调一致地推进“去碳化”进程。

据德国媒体报道，2015年5月底，来自各国的37位部长在德国柏林举行第六次“彼得斯贝格气候对话”，为2015年底的法国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作准备。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作出承诺，会努力结束化石燃料污染，并将之作为本世纪全球经济“深远转变”的一部分。但该报道又指出，虽然工业国、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致认为，必须将地球变暖限制在两摄氏度之内（以工业化之初的平均值为基础），然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谁应放弃最多，谁应承担最大的责任，谁又来买单呢？这些问题必须找到一致的答案，因为只有在全球约195个国家签署后，新的气候协议才能生效。

虽然在2015年6月上旬的G7峰会上，七国领导人就气候变化议题达成一致，并宣布支持在本世纪实现全球经济“去碳化”，但这种宣示和姿态所能起到的作用还是比较有限的。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条件和可替代能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让其牺牲掉目前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去达成“去碳化”的目标，并不合理，也难以令其接受。

持同样忧虑的还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阿克洛夫。他说，每隔几年，世界领导人就会聚在一起召开会议：里约热内卢、京都、约翰内斯堡、哥本哈根。他们作出了严正的声明，但遏制全球变暖的行动一次又一次被甩到了一边。一方面，遏制全球变暖的语言表述并没有激发出个体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没有促使其政府采取行动。

“去碳化”的豪言壮语能否顺利变成既定的目标现实呢？专家表示，目前世界各国拟订的减排计划，并不足以实现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两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去碳化”发展的难处在于，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一、减排能力不一、减排意愿不一。

对于“去碳化”之路，乔治·阿克洛夫并未完全失望，他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并团结一致。我们必须告诉自己要齐心协力。不管别人做什么，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

渐趋一致的应对

2014年底，中美领导人在北京明确承诺，最迟在2030年封顶中国碳排放，最迟在2025年进一步削减美国的碳排放。而在2015年G7峰会上，七国集团首脑表示：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0年减少40%至70%。据悉，目前已有37个国家提交了关于2020年后应对气候变化的中远期目标。为达成这些目标，世界各国均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第一，运用“碳定价”工具。2015年5月26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碳市场观察报告，称目前约40个国家和超过20个地区已采用或计划采用碳定价工具，其中包括碳排放交易机制和碳税。芬兰于1990年在全球率先实施碳税，之后一些国家纷纷仿效。碳税是根据化石燃料燃烧后排放碳量的多少，针对化石燃料的生产、分配或使用来征收税费，这让使用污染性燃料的成本变高，从而限制了碳排放；英国于2001年4月1日开始实施气候变化税制度，每年可减少200多万吨的碳排放。碳交易是《京都议定书》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排减，以国际公法作为依据的一种专门的交易。近年来美国政府积极推行全国性的“总量限制和碳交易制度”，以期到2050年能够达到80%温室气体减排量（相较于1990年排放量）。中国也将于2016年全面启动全国碳市场，其整体规模将超过目前欧盟碳交易市场。

第二，发展“碳回收”技术。主要是指运用“净零排放”技术，一方面提高节能减排能力，一方面对“碳”进行捕捉和固化利用。例如，2009年5月，美国政府对碳回收与储藏项目提供了24亿美元的预算，实施“碳隔离领袖论坛”、“地区性碳隔离伙伴计划”、“碳隔离核心计划”等，联合欧盟共同研究开发二氧化碳的高效率分离、回收及运输的相关技术。

第三，开发“非化石”能源。主要是指开发利用新兴能源，尤其是低碳和无碳能源。例如，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法案》明确规定要减少化石能源的使用，到2020年，美国电力生产中至少15%为太阳能、风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另有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规模已达2700亿美元。其中，中国共投资超过890亿美元用于相关开发，同比增长31%，比欧盟、美国和日本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