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从“流多少血”到“有多少脑”

“大国崛起”早已是一个炙手可热的话题。然而，这一话题的一些观点往往经不起推敲，比如，一谈美国崛起，就是“一部美国崛起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就是一部美国夺霸史”。这种比较肤浅的描述，颇有代表性。事实上，此前的一些研究也论证了霸权周期与科技进步的关系。如康德拉季耶夫早在1922年出版的《战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一书中，就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存在周期性波动；而莫德尔斯基的长周期理论则认为，技术创新是1914年以来国际体系进入美国中心周期的重要因素；汤浅光朝提出“科学活动中心转移”的概念，认为在某一时期，人类的科学活动总是在某些地区形成中心，而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科学中心就是美国。

但说起大国崛起，一些人还是不假思索，就拿一些西方专家提的霸权周期率来简单类比，如美国的乔治·莫德尔斯基所提的“百年周期率”，在他看来，在近500年的时间里，16世纪的主宰是葡萄牙，17世纪的主宰是荷兰，18 至19世纪的主宰是英国，20世纪的主宰是美国。从一个主宰国过渡到另一个主宰国，期间流淌着无尽的鲜血。按照“百年周期率”，21世纪将是中国主宰的世纪，从“美国世纪”过渡到“中国世纪”，也潜藏着战争的危机。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英国、美国通过战争而崛起，但又怎能忽视金融中心、文化中心的更迭呢？在此，我比较认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的观点。在他看来，大国崛起的先决性条件，就是具有世界历史演进意义的重大的创新，即在基本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国际关系方面有世界历史性的创新。如，“荷兰创建了国家主权体系的原则，英国建立了宪政体制、现代财政制度、政教分离与宗教宽容，加上工业革命以及自由贸易体制，成了显赫的世界大国”。

有关大国崛起的一些霸权更替理论，一般我们比较看重资源争夺的这一块，似乎全球资源就这么多，以后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就一定会与别的国家发生资源争夺的冲突，所以就容易导致流血的战争。其实，在大国崛起过程中，各种因素之间是盘根错节的关系，非常复杂，不是一些人勾勒的那么“粗线条”。我们应从流血的战争之外看到大国兴衰背后的多条因果链。例如金融链：从佛罗伦萨等城市为中心的“北意大利金融”，发展到以阿姆斯特丹为中心的“荷兰金融”，最后到达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金融”和以纽约华尔街为中心的“美国金融”。再如科技链：从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1540 -1610），到英国（1660 -1730），到法国（1770 -1830），到德国（1810 -1920），再到今天的美国（1920至今）。

其实，我们目前有关大国崛起的国际政治理论大多来自西方，典型的是罗伯特·吉尔平的论述：“当一个国家的权力增长的时候，势必按捺不住加强对环境控制的诱惑。为了提高自身安全，它一定会加强自己对政治、经济和领土的控制，从而按照自身的特定利益改变国际体系。”当然，更早的理论渊源还可追溯到修昔底德。罗伯特·吉尔平与修昔底德的理论都属于现实主义流派，至今，现实主义传统依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兴起于20世纪初，盛行于50年代。

正是基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思想框架，至今，许多人都还在谈着陈年老调，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着修昔底德忠实信徒的角色，认为和平将在权力转移时期被打破，而不知变通。不错，修昔底德的确在当年认为“权力由斯巴达向雅典转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诱因”，但是，历史在发展，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于丛林生存中你多我少的“零和博弈”时，一个国家的崛起往往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衰落，犹如跷跷板一样，一端上升另一端则必然下降。但是，在人类社会已发生过两次科学革命、三次技术革命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已更多地表现为在教育、人才、科技等战略高地的隐形较量，大国崛起已不再凭“流多少血”来裁定，转而用“有多少脑”来考量。

如果不了解这种力量与大国崛起的内在历史发展脉络，一讲大国崛起，不是搬出西方理论家的“体系变更”理论，翻唱一下如下的论调——大国崛起要改变世界原来格局，在这个权力与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必然会发生战争，就是搬出老祖宗郑和讲我们多么热爱和平，这都是思想不深刻的表现。其实，从学理上论证中国如何可以和平崛起与阐述我们热爱和平一样重要。

的确，历史上许多大国都是通过战争改变了国际体系，实现了自身崛起，但未来不完全在过去的延长线上，不能死板地按过去推测未来，一想到崛起就是“枪杆子”，而想不到还有“笔杆子”。可以讲，二战后的情况就发生了极大变化，崛起不一定要靠军事扩张，霸权开道。如战后德国的再次崛起就没有再搞武力扩张，从战后的废墟中站起来时依靠科技与教育，30年后发展起来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以手握大量顶尖自主创新技术领先于世界。与此相反，苏联因盲目推行的扩张战略、积重难返的计划体制、歇斯底里的军备竞赛等，终于，国力衰落，终致解体。这充分说明，在当今世界，以往攻城掠地般的武力征服正在逐渐让位于科技、教育等领域的隐形较量。曾经靠军事强力去主宰世界的时代正在远去，依赖科技与文化的力量去赢得世界的时代正在走来。这就是时代大趋势，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和平崛起战略机遇期的理论支撑。否则，一谈战略机遇期，就到处都是战略机遇期，时时都是战略机遇期，那还叫战略机遇期吗？科技革命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战略机遇期。

总之，我们看待大国崛起，不能总停留在历史的画布上，一想到大国崛起，脑海里浮现的就是美国靠战争扩张的血腥史。的确，在美国的扩张史上，战争可谓一直伴随着左右，从某种角度而言，没有战争，就没有美国。特别是借着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恩赐，远离硝烟弥漫之战场的美国，在大发战争横财的同时一跃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似乎是战争催生了强大的美国。然而，历史不是一块单色板，而犹如多彩的阳光，我们拿不同的透镜，将看到截然不同的线条。

倘若，我们拿“科技革命”这块透镜去面对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只有那些敏锐地迎接了科技革命浪潮的国家，才获得了历史的青睐，最终站到了大国角逐的领奖台上。如18世纪中叶，英国作为当时的科学中心，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契机，从一个人口仅占世界2%的较落后的小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19世纪中叶，科学中心转移到德国，使其抓住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机遇，在世界工业生产中的份额于1890年上升到第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科学中心转移到美国，为其战后至今保持世界第一强国地位奠定了雄厚的科学基础。20世纪前期，苏联移植了科技革命的成果，迅速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航天等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成为世界经济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正是我们认识到，在广阔的科技、教育、人才等非物质资源领域的竞争并不是“你多我少”的“零和博弈”，所以，我们相信，大国不流血也一样能崛起，中国只要励精图治，埋头苦干，张开创新的翅膀面对新科技革命的挑战，大力加快世界一流大学、全球顶尖智库以及良好的军事融合机制等建设，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就不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