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一把手”的激励机制

一个组织，决定其运行效率的关键在于贯穿其中的激励机制设计。“一把手”对一个单位及地区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力，建立“一把手”的激励机制对整个单位和地区的精神状态及工作效率具有关键作用。

激励一般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对于“一把手”而言，物质激励固然必要，但对其更有吸引力的是精神激励。比如说作为领导的光鲜感、主导事情的成就感，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能继续升迁的潜在激励。特别是升迁激励，对任何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激励。逐级选拔官员的制度，更加决定了各级官员对“更上一层楼”的渴盼。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成绩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也对官员的升迁有着重要影响。基于晋升的“政绩锦标赛”对中国经济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官员基于自身政绩和升迁考虑，努力搞好地方经济。这种激励机制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改革大业的初步完成和繁荣，但是随着中国财政状况的缓解，政府施政的目标就要由之前的经济维度至上逐渐转向经济与社会并重，以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为归宿。那么，就要倒果为因，以此倒推当下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就要给地方官员发出明确信号：决定其升迁的不再仅仅是经济指标，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也将在官员考核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权重。

目前，网络上流行的“克强指数”的变化，就很能说明政府对官员激励机制所进行的微调。2007年，李克强通过用电量、铁路货运量以及贷款数量来观察地方经济发展状况。他这一具备科学性的指标分析，得到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经济机构的认可并使用，也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总结为“克强指数”。他当时的这几个指标，主要是从地方经济发展角度来设计观察的。

但是，他现在观察中国经济的指标有所变化。2014年德国洪堡论坛上，李克强总理讲到，如果民众就业、城乡收入以及生态环保等几个指标较高，那GDP增长快一点、慢一点，都无所谓。上述三个指标是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体现，考核的不再仅仅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数字，而是从提高民众的生活质量着手来观察判断中国经济发展的状况。这被称为“新克强指数”。

新旧“克强指数”的变化，恰恰体现了中央对地方政府官员的工作主导方向有了变化——不再盲目追求数字增长，而是致力于实实在在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这种导向的变化，必将深刻影响政府施政效果，也倒逼政府的工作方式和作风水平。

然而，再好的政策也需要落实。笔者在苏北乡村调研发现，虽然中央早在2014年就表明GDP不再是干部提拔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招商引资、信访稳定等基层干部头疼的考核指标体系没有变化，干部们依然按照之前的行为逻辑行事。这种状况的背后，一方面是政策执行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政府激励机制再造的复杂性。

政府官员都有规避政治风险的本能，在没有明确细则的情况下，各地更多地是观望，等全国有了明确得到肯定且务实可行的做法后，才会跟风去做。显然，中国改革如果都是如此做法的话，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改革创新也无从谈起。

那么，激励机制再造如何创新呢？中央精神已出，各个部门、各地政府如何配合落实和细化呢？激励机制再造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大方向定了，就要围绕大方向制定各个细节。比如，要体现“克强指数”中的就业增长、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生态环境改善，就要围绕这几个目标来制定考核地方政府官员的指标。这样一来，地方政府官员在新的政绩考核体系下，其行为逻辑必然与以往不同，也将更加注重围绕“四个全面”来调整和统筹自己的工作。同时，以往招商引资、信访稳定工作中出现的“怪象”也将随之消失。

当前，激励机制再造，不能仅仅是考核指标的变化，还要能够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官员的改革积极性。

文章开头讲到的物质奖励、精神奖励，两者要齐头并进。在作风建设新常态下，领导干部可按照中央规定精神，合理合法地领取自己应得的那份工作薪酬。改革创新工作干好了，成为“改革促进派”，政治岗位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也是可能的。但是，领导干部职位数总是有限的。作为对“一把手”的激励，包括“一把手”对下属的激励，也要从务实角度考虑，细化多种激励方式。比如，中央出台政策，对在县城正科工作满足一定年限，可以考虑享受副处级待遇。这种职级与职务分开操作的方式，将有效激励和安抚基层干部，打破他们心目中的“职场天花板”。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激励机制再造的案例，应早日让这样的政策真正“落地”，让基层干部尽快分享改革利好。

总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再造，既包括对组织目标和工作重心的界定与引导，也包括对组织领导与成员积极性的调动，包括其行为尺度的规定。围绕此目标，从各个方面细化，既强调理想与长远性，又注重务实可操作性，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切实有效的激励机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