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上,若论政绩,秦代的李斯可称得上是一代名相。他能从楚国的一个普通“上蔡布衣”跻身“人臣之位无居臣上”的秦国丞相,辅佐秦始皇统一中国,其过人的政治能力与智慧是不言而喻的。
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他师从荀子学成帝王术后,西入秦国。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渐为秦王重用。在秦始皇下令“逐客”时,身为“客卿”的李斯竟逆龙鳞,向秦王上书,这就是著名的《谏逐客书》。书中晓以利害,情恳意真。秦王明辨是非,果断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为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留住了一批难得的来自关东六国的优秀人才。鉴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正由封建转变到郡县时代大势看得非常清楚,李斯又以勇者无畏的精神,顺应时代潮流,向秦王提出“明法度、定律令、同文书”的建议,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后来秦朝虽二世即亡,但这些政治举措却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可谓百代皆行秦政治。
如果李斯的个人历史就此停步,那就正如司马迁所说:“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遗憾的是,具有如此高超政治头脑和智慧的李斯,却在人生路上入了赵高设下的圈套,“听高邪说,废適立庶”,最后落得个身死族灭的可怜下场。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突然病逝。于是,在赵高的导演下,秦王朝的悲剧开始了,李斯个人的悲剧也同时开始了。赵高对李斯说,一旦“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的扶苏即位,必用蒙恬为相而罢免李斯。一开始,李斯闻言仍表示要保持臣节而不可负先皇之命。但当赵高一而在、再而三地表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为了保住名位,他向赵高妥协了,踏上了赵高为他准备的贼船。
在李斯和赵高的合谋下,秦二世靠政变继位。然而,之后的现实是少不更事而又沉湎于声色犬马的秦二世,被赵高玩于股掌之中。而李斯为了自保,不但失去了早先忠言直谏的勇气,还竭力取悦、讨好秦二世和赵高。直到赵高收拾完其他政敌而对李斯下手时,李斯才如梦方醒,决定要在秦二世面前揭露赵高的阴谋诡计,为自己找一条活路。不过为时已晚,他连深居禁中的秦二世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被赵高一伙上下其手,屈打成招,腰斩于咸阳闹市,三族被夷。
李斯之败的关键在于“私欲”膨胀,利令智昏,以至于为保住一己之私利而把道德仁义等观念抛到九霄云外,最后作茧自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正如司马迁所说“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也就是孔子说的“以私害仁”。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追求功名,本是人的正常心理。但如果私欲膨胀、不择手段,就必然会导致身败名裂。李斯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功名之心,早在师从荀子学帝王术、背楚去秦时就已表露无遗。在秦有了一番建树后,自己升任丞相,长子出任地位重要的三川太守,“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满门荣华富贵。此时,李斯最为关心也最为忧心的不再是社稷大计,而是如何防止“物极则衰”了。正是由于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态,当赵高说以利害,给他下套时,他也就在劫难逃了。
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名相李斯晚节不保,皆因被一个“私”字所囿。因为囿于一个“私”字,就可以利令智昏,不要人格,不讲道德,不守法纪;也正因为囿于一个“私”字,无法破除名利的障壁,最后身败名裂,为后世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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