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信心指数(ECI或ESI),是衡量消费者对经济环境的信心强弱程度的基本指标。紫金传媒智库于2015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启首轮中国民众经济信心指数(CECI)调查,最终获得北京、上海、沈阳、成都、南京等13座城市的有效样本5300余个。通过考察上述地区的城乡居民对于国家经济发展、就业形势、个人收入和消费意愿等四个方面的当前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向的评价,参照国际主流的经济信心指数的计算方法获得经济信心指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总体经济信心指数为56.68(数值大于50,即表明调查对象对经济形势趋于有信心,数值越高,信心越大),整体上呈现出比较“乐观”的基调。虽然当下经济信心指数仅为47.64,略显“悲观”,但民众对2016年即未来经济信心指数达到65.72,高出当下18.08点,预期较为“乐观”。
在整体上呈现出“乐观”态势的同时,按照收入、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地域等人口学变量进行的细分统计表明,不同群体间的信心指数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喜忧参半”特征明显,具体概括为如下几点:
1.中等收入群体总体经济信心指数相对较高,社会弱势群体当前经济信心最低,但对2016年怀有同样高企的期望。具体来说,社会低收入群体对当前的经济信心只有41.83,低于平均值近6个点,但他们的预期经济信心高达62.13,表现出他们对国家和政府引领中国经济向好发展的高度信任。
2.在当前和预期的经济信心指数方面,不同收入群体间的差异呈现出“鲫鱼型”特征,或U型和倒U型曲线相闭合的特征。具体来说,低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当前和预期的信心指数间的差别较小,而收入居中的群体当前和预期的信心指数间的差别较大。这表明,相比较低收入的弱势群体和较高收入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言,一般草根大众对未来的期望和信心最高。
3.同男性消费者相比,女性消费者的经济信心略胜一筹。尽管男女在经济信心指数上基本持平,但调查显示在不同性别之间还是略微出现了一些分化。女性无论是对当前经济的认知,还是对2016年即未来经济的预期上,信心都略高于男性。这一方面反映了两性在家庭经济责任承担方面的差异及由此形成的经济压力的不同,另一方面或许也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带来的传统制造业的萧条和服务业的兴起有关。
4.年龄差异呈现出正U型曲线走势,各个年龄阶段的信心指数差异呈现出中间低、两头高的趋势。相比较年轻者和年长者,处于中间的中年人群体经济信心相对较低。年长者的经济信心指数较高,或与这一群体承担的生活压力较小、消费需求不再旺盛有关;中年人则因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中流砥柱承受着较大的经济压力,信心指数也相对较低;年轻一代的经济信心指数较高,既可以解读为这一年龄群体没有生活压力又大大咧咧,也可以解读为正是年轻一代的信心满满,才使得国家经济显示出积极的向好趋势。
5.相对于无党派者,中共党员及民主党派人士的当前经济信心指数较高,但这两个群体对2016年即未来的预期信心没有显著差异。调查发现,有政治归属感的群体对当前的经济信心更高,而就2016年的经济形势而言,尽管不同政治群体都抱有比较高的期望,但无党派者或体制外群体的期望攀升更为明显。
6.部分地区的经济信心指数呈现出“悲喜两重天”的翻转特征。农村群体的当前信心指数低于城市群体,但未来的预期指数却高出城市群体;三线城市当前指数低于一、二线城市,但未来指数明显高于一、二线城市;中部城市当前指数低于东部和西部城市,但未来指数高于东部和西部城市。
在2016年的消费预期中,除去日常消费,教育、旅游将成为消费热点,而民众在住房和汽车等大件商品上的消费渐趋温和理性。13个城市的被访者在2016年的消费和投资预期(可多选)中首选日常消费,占比达到41.23%,其次是教育,占31.51%,排第三到第八位的依次是旅游(28.38%)、储蓄(19.23%)、住房(18.43%)、汽车(15.45%)、证券(10.67%)和其它大件耐用品(7.86%)。
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则显示,产能过剩行业经济信心趋于下降,而第三产业则展现出较好的经济前景预期,且创业板的经济信心明显高于主板和中小板。选取2364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他们在2014年1月1日到2015年10月之间发布的财务报告和管理层持股变动情况数据显示,多数行业2015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性投入同比减少,而人力资源的投入有大幅增加。产能过剩行业的经营活动和经济信心呈双下降趋势,第三产业经营投入预示有较乐观的经济信心。在不同类别和地区的上市公司中,创业板的信心明显高于主板及中小板,长三角上市公司在权益性投资方向、京津翼上市公司在股权融资方向的同比增长均显示对未来有较乐观预期。
综合以上有关不同群体间的信心指数的分析结论,同时结合调查中预示的2016年民众消费趋向,以及有关上市公司的大数据分析,建议从以下几点入手提振民众的经济信心:
1.进一步夯实“四个全面”的民意基础。本次调查显示,民众对改革寄予希望。加快“四个全面”推进速度和落实力度,不仅可以推进经济改革的深化,也能提升公众对经济改革的信心,使得推进改革和巩固民意形成良性互动。
2.科学引导民众经济信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民众对经济的信心实际上代表了消费预期。在政策扶持的同时,要重点增强社会低收入群体、失业或下岗人员、农民和工人群体的经济信心,以加强引导的科学性。
3.重视中间阶层对于经济发展、消费增长和社会稳定的促进作用。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应当从战略层面认识到中间阶层群体将是我国当前及未来经济成功转型的核心所在。从政策层面来看,在稳增长的基础上,应积极建构社会激励机制,充分调动社会精英阶层即“白领”阶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为经济结构转型和稳增长注入不竭动力。
4.积极推进包括旅游消费在内的供给侧改革。本次调查显示,旅游是排在日常消费、教育之后的第三大消费需求,旅游消费供给侧改革大有可为:(1)要加快高铁和二、三线城市机场建设,为游客流动创造便利;(2)提升重点景区周边宾馆酒店质量,提高旅游体验;(3)加强旅游产品开发,深度挖掘旅游产品的附加值;(4)丰富旅游类型,大力开发差异性旅游产品。
5.加大对低收入群体的托底保护和转移支付。要完善社会救助制度:(1)扩大社会救助覆盖面,完善社会救助功能,从单一的生活救助转向综合救助;(2)加强对受救助群体的动态管理,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识别精度,提升社会救助资金的利用效率;(3)规范劳动力市场,防范和化解劳动力市场风险,逐步降低失业率;(4)清理不稳定因素,严厉打击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防范通过诈骗、传销等手段蚕食中低收入、中老年龄段人群积蓄的不正当行为。降低中低收入人群和弱势群体的不满和“无助感”,进一步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信心。
(执笔人:周晓虹、杜骏飞、吴愈晓、闵学勤、张海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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