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治吏方略

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论管理统驭之术，当推唐太宗李世民。这位上马打天下、下马坐江山的帝王，一生勤于政事，精于治吏，用特有的政治智慧和统驭艺术缔造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他的治吏方略对于当下的治政方略，特别是治吏之术，仍不乏借鉴意义。

简政裁冗，提升治理效能

唐朝初年，郡县冗多、官吏庞杂。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李世民决定简政裁冗，对官僚政治进行强有力的“瘦身”、“消肿”。贞观元年二月，李世民诏令天下，将唐朝版图“因山川形便”划为关内、陇右等十道，并大规模地撤并郡县。据史书记载：武德年间，唐朝辖制的郡有二百八十个，县有二千五百五十个。经过这一次大规模撤并，全国的郡县区划一次性裁减至一千五百五十一个。在裁削郡县的同时，李世民又对官吏员额进行大幅度精简。据《贞观政要·择官》记载：贞观元年，太宗李世民对房玄龄等人说：“政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务省官员……”根据李世民的要求，房玄龄等人“由是所置文武统六百四十三员”，将唐初的官员一次性裁减到位，不仅提高了政府机构办事效率，也节约了大量的官俸开支。

选贤任能，打造敬业团队

简政精兵之后，如何打造一支高效能的官吏队伍，事关国家新政荣枯。李世民认为政治兴衰，关键在于用人，而用人贵在扬长避短、各尽所能。他说：“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在贞观年间，唐太宗匠心独运，精心布局，注意用好用活身边的各层次官吏。他精选人才，把“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房玄龄作为辅政“智囊”，把“每以谏诤为心，耻君不及尧舜”的魏征作为一面资政“镜子”，把“才兼文武，出将入相”的李靖作为“军事助理”，把“敷奏祥明，出纳惟允”的温彦博作为“第三只眼”等。与此同时，李世民要求官员尽心履职，各尽所能。他曾专门谕令：凡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告的中书舍人要各抒己见，讨论商榷，成文后，经中书侍郎审查，再送交门下省审定，有不适之处都要据理力争，不要苟且雷同，马虎从事。在一般政务的处理上，要求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官员相互监督、相互勉励。这些措施的实施，使贞观年间的官僚政治实现了优势叠加、互为补充，呈现出政令通达、吏治清明的良好局面。

在选贤任能方面，李世民一贯坚持公道选人，不唯出身尊卑，不唯关系亲疏。史载，贞观年间，李世民身边有一位习武不习文的近臣常何给太宗上了一份奏章，立意高远，立论隽永，很受赏识。当得知此文出自常何门客马周之笔，太宗亲自召见，与之深谈，认为此人乃可塑之才，于是不拘一格任命马周为监察御史。这种重视人才，大胆用贤的用人风格，使得贞观年间群贤毕至，人才趋附。而对于皇族近亲，李世民要求十分严格，论功行赏，不偏私，不循情。武德九年，论功行赏的名单公布后，他的叔叔李神通对重赏房玄龄等人不服。李世民说：“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受，但不可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终令李神通“悦服”，也使许多贤士深感太宗是“真英主也”而为之鞠躬尽瘁。

严明法度，重视正风肃纪

唐朝是在隋朝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兴王朝。唐初，隋王朝奢靡之风深入官俗，一大批官员都是隋代遗臣，旧习未改。面对这一混乱的政治生态，唐太宗从整肃纲纪入笔，认真修订朝规律令。贞观元年，李世民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删定《武德律》，重新制定了《贞观律》。《贞观律》从唐初的实际出发，对各级官吏贪赃枉法、以权谋私、玩忽职守、受贿盗窃等诸方面作了明确的惩罚规定，整个律条严谨而缜密，为加强吏治的改良和建设提供了明确的执法依据，不仅具有极强的震慑作用，同时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为了正风肃纪，李世民坚持从小事抓起。贞观七年，太宗巡视蒲州，刺史赵元楷为迎接皇帝的到来，组织老百姓夹道欢迎，并备了一些羊和鱼，作为馈赠随行大员的“土特产”。太宗知道后，召赵元楷批评说：“此乃亡隋弊俗，今不可复行。”在推行以法治政方面，李世民一贯强调“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大家必须共同维护，自觉遵守。他要求臣属凡事都要按法行事，务求公允，着力营造人人守法、畏法的良好环境。在严格约束部属的同时，他自己更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从“不以言代法、以权废法”，带头做到“刑不避功、罚不阿亲”，“不妄罪无辜，不滥施刑律”。正因为如此，使得贞观年间的吏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使得社会风气大为好转，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宁局面。

严格考核，加强跟踪监督

为了纯洁官德政风，提高行政效能，李世民对地方官吏采取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一是加强巡视督察。为了准确掌握地方官吏的履职情况和官德表现，李世民专门委派一批朝廷官员担任“黜陟大使”，代表自己到地方巡视，“察长吏贤不肖”，深入到群众之中“问民疾苦”，了解真实情况；二是建立考核档案，把地方官员的名字统统写在屏风之上，“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如果发现贪浊不法或渎职者，立即罢黜治罪；三是严明赏罚措施，下诏谕令“房玄龄、王珪掌内外官考”，“凡百司之长，岁校其属功过，差以九等”，每年定期考核并将玩忽职守或政绩不佳者列入“下下等”。对巡视及考核中发现的优秀官员予以提拔重用，而对考核中被列为“下下等”者实行严责重罚，统统清洗出官员队伍。这在当时的官场上着实产生了激浊扬清的良好效应。

崇尚勤廉，推行王道教化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世民汲取了隋朝由兴到衰的教训，认为唐王朝要想兴旺繁盛，必须崇尚勤廉，净化官德，不能“浊其源而求流之清”。在重视“刚”性约束的同时，李世民十分关注官员的教化，着力纯化官风。首先是以身为范。他带头秉公执法，勤于政事，躬行廉洁，用实际行动给公卿大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其次是树立标杆。他鼓励臣下学习历代廉政贤臣，曾多次向群臣推荐诸葛亮治国“平直”、“莫若至公”的理念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劝导官吏“卿等岂不慕之”，即要臣属效法诸葛亮，忠于职守，夙夜在公，尽心谋国。再次是注重教化。据史书记载：太宗每与臣僚“共观经籍”，同论“勤政廉公”，大有“终及日昃”或“乙夜志疲，中宵不寐”的情形。他要求各级官吏必须“勤劳思政”，“抑损嗜欲，躬行节俭”。与此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官宦子弟的教育。对官宦子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劝勉和告诫他们要守法节俭，力戒养尊处优、损辱门庭。

贞观年间，由于李世民勤于理政、精于治吏，当时的各级官吏都能勤勉尽责、廉洁守法，人人用心为政，个个守廉敬业。“源清流自洁，身正影自直。”正是因为政治清明，吏治严明，才出现“贞观之治”的辉煌。

（作者系江苏省灌云县政协副主席、县委统战部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