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考察官德

官德，是掌握一定政治权力的公职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素质，广义讲，包括“道”“德”“法”三要素。“道”指从政原则方法，“德”是官员德行操守，“法”是对公权力规约限制。我国古代官德扎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贯穿于官吏选拔、任免、升迁、奖惩各个环节，对德、能、勤、绩、廉全面涵盖，内涵丰富、意义深刻，具有重要思想价值。

中国从古至今就重视官德，强调官德在治国理政中的主导作用。从政者把正心、修身、立德作为入仕根本，推崇“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的官德箴言。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讲：“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这里强调德的重要性，如不能选用圣人、君子，那宁可启用资质平庸之人，也绝不用德行有亏的小人。南宋吕本中所著《官箴》被后世奉为做官必读书目。书中提出：“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可以保禄位，可以远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简言之，只要遵守清廉、谨慎、勤勉这三法则，就可保住官位、远离耻辱、得到上司赏识、得到下属拥戴。这既反映了古代为官者道德修养和素质要求，也成为从政者持守官德行为规范。

官德之所以从古至今被高度重视，与它的价值及影响密不可分。一方面，官德对政令法规运转执行和贯彻落实有重要影响。当权者要确立政治权威，实现治国理政构想，就要以自身德行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取信于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另一方面，官德对政治生态乃至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上行则下效，大臣不廉，小臣必污；小臣不廉，风俗必败。”孔子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统治者德行像风一样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官德不仅事关执政者安身立命之基，更关乎民风、国风。因此，历代统治者在吏治改革与建设过程中，都把官德当作任用、考评官吏头等大事，通过不断完善官德考课制度，实施赏罚奖惩办法，强化官吏队伍建设。

虽然历朝历代对官员考评内容和标准各有侧重，但以德服众、以德统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以及公、善、慎、廉的道德规范始终是不变核心。

中国从黄帝开始，有“百官”设置，西周时期建立官吏考核制度，到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再经汉唐、明清数千年演进，最终形成了一套内容丰富、相对成熟的官吏考课制度。

据史籍记载，西周“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即每三年对官员进行一次全面考核，以考察官德为首，兼顾政绩才能。考核方式是“六计课群吏”，即《周礼》的“六廉”：“一曰廉善（是指善于行事，能获得公众的好评）；二曰廉能（是指能较好地贯彻落实各项政令）；三曰廉敬（是指恪尽职守，尽职尽责）；四曰廉正（是指品行端正，廉洁自律）；五曰廉法（是指明法懂法，严格执法，模范守法）；六曰廉辩（是指遇事头脑清晰，不疑惑）”。“六计”以“廉善”为首，“廉善”“廉敬”“廉正”是考核官德，“廉能”“廉法”“廉辩”是考察才能。西周考评官吏坚持崇善重德、兼顾政绩，不仅为中国古代官员从政做官确立了基本行为准则，也为古代官员考核建立了主体框架，对中国古代官吏考课制度产生深远影响，被历代统治者沿袭承继，成为任免、评价官吏主要依据和参考标准。

秦朝全面继承法家主张，即“明主治吏不治民”，坚持贯彻法家“严于治吏”原则，《为吏之道》《除吏律》《仓律》《田律》等法规中对官吏任用、考核、职责都有详尽规定。秦考核官德推崇“五善”。《为吏之道》载：“吏有五善，一曰中（忠）信敬上，二曰精（清）廉毋谤，三曰举事审当，四曰喜为善行，五曰龚（恭）敬多让。五者毕至，必有大赏。”这里强调官吏应廉洁自律，要严格按法律办事，不徇私情，不为人情所阻，要为人正派，胸怀正气，为民表率。

汉代开始力推“德政”。从汉武帝起，选拔、考核官员主要用三种方式：分别是“贤良方正”之士在皇帝前建言献策；各地以“察举制度”选拔孝、廉之士；征召社会名望较高贤达之士担任官职。这些选拔考察方式，一方面看重官员个人才华，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考察官员德行。到了汉元帝，从永光元年开始，“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这就是汉代著名的“光禄四行”选拔考核办法，这一标准涵盖“质朴、敦厚、逊让、节俭”等道德行为规范，以此四行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标准。通过此法负责选任、考核的官员，每年对官吏以“光禄四行”为标准进行官德考核。在考核办法上，主要通过自上而下察访、巡察方式，对官员德行进行全方位考核、评估，酌情予以奖惩。

魏晋时期，在继承两汉官德考核制度基础上，实行“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负责察访、考评官员德行，定出“品”和“状”。考核体系中，共分九个品级，每一品都有对应“状”，即道德评语，比如“天下英博，亮拔不群”“德优能少”等。在“九品中正制”中，有一套较完备的官德考核标准，即“中正六条”，《晋书·武帝纪》载：“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到了唐朝，对官员考核已形成一套制度，《旧唐书·职官志》概括为“凡择人以四才，校功以三实”。四才指身（体貌丰伟）、言（言辞辩正）、书（楷法遒美）、判（文进优长）；三实包括德、行、才。考核后，“较之优劣而定其留放，所以正权衡，明与夺，抑贪冒，进贤能”。根据考核结果，对官员实行奖赏、贬斥或废黜。在唐代，官德考察标准逐渐发展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根据各部门职责，分为二十七类，每一类再定制符合职位要求的考核标准。

明朝制定了一套完备的官吏考课制度，这和朱元璋治吏理念有极大关系。他认为“任官之法，考课为重”，如果对官员贤能与否不进行合理奖惩，就难以实现善治。官员考核有“考满”法，即官员任职满三年，参加初考，满六年叫再考，九年则叫通考。考核分为“称职”“平常”“不称职”三等。考核结果“平常”及以上，予以提拔。除了“考满”法之外，还有“考察”法，对在京官员，六年一考察，叫京察；京外官员，三年一考察，叫外察。同时，外官三年一朝觐，也叫朝觐考察。考察标准有八条：一贪、二酷、三浮躁、四不及、五老、六病、七疲、八不谨。在上述例行定期考核制度外，又发展出“随事考察”“访察告诫”等考课方式，对官员德行、政绩进行全面评定，予以奖惩。到了清代，官德考核大体沿袭明朝做法，结合时代特点加以完善，形成相对成熟的考核制度。

从历朝历代官德考核要求可以看出，古代官德思想以儒家“德治”思想为核心，考核标准从宽泛笼统发展到精准明确，考核办法从简单粗放走向科学、专业、规范，成为提高政权组织和运行效能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