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须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

在G20杭州峰会上，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浪潮，重申倡导自由贸易，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而发挥自由贸易旗手作用，中国责无旁贷。

自由贸易体系对中国尤为重要

自由贸易体系对全球经济稳定与增长至关重要，对中国尤其重要。

现代经济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1929-1933年大危机，就是由于贸易保护主义而急剧放大了其杀伤力和传染性。

今天，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黑云压城，反全球化呼声高涨，国际经济有重蹈《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覆辙之虞，对此风险我们不可低估。

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作为全世界屈指可数的顺差大国，作为1990年代至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贸易保护与贸易萎缩相互促进的恶性循环对中国的潜在杀伤力更大，我们对此给予比其它国家更多的关注，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去呼吁自由贸易和抨击、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风潮蔓延，自是理所当然。

同时，作为一个对现行国际经贸规则不公正性体会日益痛切、并拥有独立利益的大国，作为一个不能也不应仅仅满足于被动地“与国际惯例接轨”、而是力图主动推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国家，我们本来就还需要站上更高的层次，审视由此而凸显的国际经贸规则问题。

正值美国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越来越力不从心、也越来越不乐意之际，无论是于本国国家利益还是于国际社会利益，中国都需要高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旗，至少在当前这一时期扮演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多的贸易业界人士也已经将中国视为当今自由贸易的旗手。

为什么中国成了自由贸易旗手而不是首倡者美国

为什么当前扮演自由贸易旗手的是中国，而不是二战之后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首倡者和主导者美国？因为这个老自由贸易旗手打的小算盘太多而严重渎职了。

今天的美国虽然仍然保持着对国际贸易规则发展演变最强大的影响力，但它运用这一影响力所做的不是全力以赴推进广覆盖、非歧视、无差异的多边贸易自由化，不是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而是拖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的后腿，同时全力推进排挤其它主要贸易大国的区域经济小集团。

反观中国，选择与美国迥异。中国不仅早已跃居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不仅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努力推进多哈回合谈判，而且持续主动向所有贸易伙伴降低贸易壁垒。

中国也搞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制定了“一带一路”规划，但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利用自己的优势拉拢一批小伙伴组成半封闭的圈子而扮演“老大”，而是寻求更加开放的竞争环境。

当前的世界经济之所以需要中国来出演自由贸易旗手，还因为从政治体制来看，在当前这个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不确定性高涨的时期，中国体制更有助于其发挥自由贸易倡导者作用。

各国民间都存在强弱不等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是否将这种压力转为政府的实际行动，这是政府（这里指的是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部门）的决策。而在同等民间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是否采取保护主义行动，取决于该国政治体制赋予保护主义势力的政治游说能力、政治决策者本人对保护主义势力的需求，以及该国“玩弄”国际规则的能力。

西方代议制民主政体本身就更容易使贸易保护主义势力取得与其实际经济实力份额不相称的政治能量，美国宪法将对外贸易政策决策权授予国会，这种体制使得美国那些主张贸易保护主义或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利益集团，比在行政主导的国家更容易左右国家贸易政策走向，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更刺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道德风险恶性膨胀。与此相反，中国政体更有利于强有力的决策者排除干扰，克服一时短期利益诱惑而去追求长期利益目标。

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之所以需要中国扮演自由贸易旗手，还因为长期以来的自由贸易旗手美国，已经深陷过度干预外部事务和过度透支国力的泥潭，美国需要适度收缩过度扩张的战线，保养国力。但这种有利于美国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的调整，在实际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在一定时期内压缩美国左右国际市场的影响力，也无法与贸易保护主义截然区分开来。

在这种传统自由贸易旗手出现一定程度力不从心的情况下，世界经济和全球贸易需要另一个国家至少在当前这个时期内出演自由贸易旗手；当是之时，环顾全球，论德论力，舍中国其谁？

中国该怎样当好当今的自由贸易旗手

无论是中国自身利益，还是多数重要贸易伙伴、国际商界，都需要中国扮演自由贸易旗手。那么，中国又该怎样当好当今的自由贸易旗手？

第一，做好本国国内经济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发挥国际作用的基础和前提。

别人凭什么寄望于中国扮演自由贸易旗手？凭的是在这个全球贸易减速的时期中国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在全球贸易体系中本已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还在继续逐步提升。

根据世贸组织数据，以美元计价，2014年全球货物贸易出口增长0.3%，中国增长6.1%，美国增长2.6%，欧盟增长3.7%（其中德国增长3.4%），日本萎缩3.5%，被许多西方舆论捧为赶超中国希望的印度增长2.5%。

正因此，市场参与者不能不对市场份额提升的数一数二贸易大国寄予更多期望。

也正是由于本国国内经济增速在大国中继续领先，就业、消费等指标总体形势良好，中国才有底气进一步开放市场而不是诉诸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推动建立新的组织框架，限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如建立“紧急进口限制措施相关委员会”之类机构，世贸组织成员方全部或绝大多数加入；但不搞舍此即彼的霸权争夺战，而是提供新的选择，开展公开公平的竞争。

我们呼吁重启多哈回合动力，但如果一时不能实现，我们也不会强求；我们不阻挠贸易伙伴寻求参与TPP，我们只是发起《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而且相信这个启动时间晚于TPP的区域自贸协定谈判，最终可能比TPP更早开始落实。

尽管美国对它眼里的贸易霸权竞争者分外警惕，百般防范；但中国对这种霸权不感兴趣，不会主动去争夺，更不会去搞新形式的“两个平行世界市场”。

第三，推动主要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以实现各国和世界经济稳定、复苏，从根本上削弱贸易保护主义的内在动机。

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国际贸易政策协调。同时，贸易政策也不能取代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作用。

第四，在寻求改革国际经济协作机制、完善全球治理的时候，中国应重视公平与效率兼顾。如果说原来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话语权过度集中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其它国家主要充当被动承受者，因而不甚公平；那么，现在的一些国际经济协作机制革新则存在效率低下、因而无法发挥实际作用的风险。

我们毫无疑问必须高度重视二十国集团（G20）机制这个平台，但这个平台参与者非常多，其国内经济政治情况差别巨大，政府政治治理能力有天渊之别，因而诉求相去甚远，协调困难，效率低下，若要把太多具体事务决策职能赋予这个平台，那肯定是做不好的。

正因如此，G20机制对我们而言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代表世界多数人口的国家支持、实现国际合法性的渠道，是达成原则性共识的地方，并不适合承担太多的具体决策职能。具体决策更多地可能需要通过中美G2机制达成，再加上中国与主要国际经济组织对话的平台。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