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诚信构建

诚信乃国家、社会之“宝”。“夫国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早在春秋时期，先贤已洞悉诚信对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商鞅“百金立木”，使原本偏远落后的秦国一跃成为超级强国；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失信于天下最终国破家亡。此类诚信影响兴亡的例子不胜枚举。古代真正成就一番伟业的成功者几乎都很重视诚信，而不诚信者逐渐失去社会百姓的支持。诚信如此重要，那么，古代中国如何构建诚信政府、诚信社会？

注重以身作则

执政者在构建诚信社会中应担当什么角色，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孔子的态度很明确：“行者，政之始也……言调说和则民不变”、“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执政官员身体力行，带头示范是构建诚信体系、和谐社会的前提。

我们比较熟悉昭君出塞的故事：汉元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并向汉帝国求婚，汉元帝决意从自己的后宫中找一个自己没看中的美女去应付一下。汉元帝的宫女很多，没有时间一一见面，而是命令皇家画师给后宫佳丽们画像，汉元帝“案图召幸之”。因此，妃嫔们都贿赂画师把自己画得漂亮些。由于一名叫王嫱（王昭君）的美女没有行贿画师，画师将她画得比较丑，汉元帝因而选中了王嫱的画像，金口玉言选定她出嫁匈奴。按照惯例，临行前，皇帝召见出嫁塞外的美人，一见王嫱，惊为天人，发现王嫱的相貌举止实际上在后宫属第一。虽然汉元帝肠子都悔青了，很后悔送错了人，但他依然坚守诚信，送昭君出塞。这一个小小历史细节，折射当时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反映出执政者对诚信的重视。

以身作则从小事抓起。史载，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公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期猎，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魏于是乎始强。就是说，身为君主的魏文侯，一旦与人约定，他就会遵守诚信，即使只是打猎这么一件小事，即使天上依然下着大雨，他仍然坚守自己的诺言。

以身作则也要方法得当，不能用欺诈的方法打造诚信。唐太宗治国重视诚信的例子颇多：据载，他刚执政时，有官员上书献计献策“请去佞臣”。太宗就追问：“佞臣脸上也没有标志，如何辨别佞臣呢？”上书人就给皇帝支了一招：“陛下召见群臣谈话的时候，不管对错，您故意当廷发怒来试验大臣们，那些执理不屈、依然坚持原则的人就是直臣；那些畏惧您的权威而屈服顺从您的人，就是佞臣了。”——唐太宗善于纳谏，但他也十分重视方法的正当性。于是，他对大臣们说：“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诈，即为不诚信，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如果不讲诚信，将何以率先垂范，驾驭众臣，治理国家？治理国家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用些小权术玩些小聪明虽然在某些方面能达到一时的目的、一定的效果，但是长远而言，从大局来看，得不偿失。

注重诚信教化

儒家认为，政治的最大责任“在兴礼乐，讲教化”，弘扬“仁义礼智信”，教化百姓，从而使社会都“遵循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

周代时，周成王病重，命召公、毕公辅助太子，在太子即位前，召公、毕公召集诸侯百官陪同太子一起来到先王庙，用周朝创始人周文王、周武王的美好品德教育他，并且重点突出了“以笃信临之”——以笃实诚信治理天下，这些都写在了周康王的即位文书《顾命》中。周康王不忘初心，谨守良训又勤政爱民，上下皆重诺守信，“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具放置了40多年毫无用场。

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史载，商鞅变法之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之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我们知道，商鞅立木纯属为了取信，为了让秦国人民知道商鞅和秦政府是绝对遵守承诺的诚信政府。此举达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使得商鞅变法能够得到顺利推进。

在诚信社会中，不诚信的行为是被整个社会唾弃的。从古代的一些诗歌中，也能反映社会诚信的氛围，反映诚信教化的成果。唐朝诗人李益写过一首《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这首《江南曲》中，诗人“化身”为一个独守空闺的少妇，异想天开，说潮水虽然不是人，但是它“讲诚信”，每到一定的时候，都会涨潮，因而嫁给一个不信守诺言的商人还不如嫁个弄潮之人，他还能随着有“诚信”的潮水定期回来与妻子团聚！这类的闺怨诗唐代还有许多，也就是说类似于瞿塘贾之妻的想法不在少数。这反映当时整个社会对于不讲诚信不守诺言是唾弃的，这里自然有诚信教化的功劳。

诚信，是衡量人品道德、衡量社会高下的一条重要准绳。其实，我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几乎所有的“圣贤书”以及民间书籍都有称赞颂扬诚信、唾弃抨击失信的内容，显而易见，其旨在教化民众重诺言守诚信，营造人人遵守诚信的氛围。

注重制度引导

《周礼》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叙述国家机构设置、职能分工的专书，其内容为我国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所学习、参照、借鉴。《周礼》对于构建民间诚信有细致的制度记载。比如对于管理市场维护商业诚信，它有明确的四十八项规定，而且分门别类：“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贾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这些规定要求生活日用品、衣服饮食等各类商贩都必须诚信经商，同时还严令禁止弄虚作假、缺斤少两、坑蒙诈骗、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不诚信行为，否则在市场上由司市官、胥师对其处罚，小刑是悬挂失信奸诈罪状于市场门口以示处罚，中刑是将失信奸诈罪状写在木板上挂在胸前游街以示处罚，大刑是鞭打失信奸商，如果再有触犯刑律的，就移交司法部门处置。这个管理商业诚信的措施在我国历史上得到广泛的推行。

古代民间社会，宗族的管理教化为社会诚信体系构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古代中国是宗法社会，相当多的人生活在宗族社会里，在礼教影响下制定的各类祠规族约、家规家风中不同程度地宣扬了诚信内容，明清时期表现得很明显。如平江叶氏《宗约》：“不可左道惑人”；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忠县莫氏宗族谱牒《宗册》中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八德”熏陶族内族外之人，诚信教化，赫然在目。这样的例子很多，此不赘言。

浩繁史册中，重诺守信而成功的例子比比皆是，失信败德所在多有。诚信，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就会陷入“塔西佗陷阱”。那时，政府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上下不“信”，社会必将多变。一个国家，如果上自执政者下至普通民众，个人、家庭、单位、社会，都以诚信为荣，进而倡导为世风，那么，诚信政府、诚信社会将得以实现，社会必定更加和谐稳定，国家也能更加繁荣富强。

（作者单位：新华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