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好大症”

人类在文明进步的历史进程中，总是不断突破原有的尺度，以臻更为理想的目标和境界，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车轮。从大到强，从大到优，从大到好，是一个持续探索进取与取得进步的过程。大而好，不只是一种观感，更是切合实际与内在品质的体现。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脱离实际，浪费资源，一味追求大而全，贪大求洋，好大喜功，就是病态的“大”，尤以“好大症”为甚。

“好大症”一出手就是大规模、大项目、大工厂、大工程、大建筑、大景观、大基地、大广场、大绿地、大立交、大机场、经济大镇、经济大县、经济大市等等。往小里说，耗费巨额社会财富与人力资源，不是一般的惊人，而民生急需用钱的地方却无米下锅。往大处看，令人想到了过去的岁月，想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大炼钢铁”“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发展路数迈错了脚步，花纳税人的银子大手大脚，某些官员取悦上级，顺“大”而上，更为腐败分子留下可乘之机，以致社会公平缺失，政府公信削弱，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激化矛盾，丧失民心。因此，民众对劳民伤财的“好大症”深恶痛绝。

“好大症”的五大症状

症状之一：大拆大建，“击鼓传花”。城市建设是“好大症”发作的重灾区。城市定位中的“贪大”现象较为普遍，一味提出建“国际化大都市”；“求洋”现象并非个别，片面模仿发达国家的品牌，追求空泛概念，一些中小城市也要建金融中心、CBD。而有的地方盲目决策，大搞万亩蔬菜园、万亩花果山等“十百千万”工程，违背农业生产规律，农民勤而不富。大量重复建设与盲目开发铺摊子，标新立异，高价购买外国设计方案，重奢华、讲排场、大量使用昂贵建材、无谓扩大景观面积、盲目追求外观新奇，大大提高造价，带来的是资金链断裂，资源能源“浪费黑洞”，生态资源遭受破坏，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而且新官不理旧政，很难问责到人。

症状之二：工程扎堆，无大不建。有的地方严重脱离实际，多方筹资，强行摊派，违规占地，四处开花，诸如“硬化工程”“绿化工程”“亮化工程”“彩化工程”“美化工程”等等，“大”字排开，壮丽豪华。遇到检查则欺上瞒下，出现了将建筑工地伪装成耕地，“马路盖土种豆”，以伪装手段对非法建设的场地进行盖土播种、刷绿漆、使用伪装网等“奇葩招数”。甚至有地方要求村民将坟墓刷上绿漆，以应付绿化检查。还有的为了掩盖大拆大建、商品房空置率太高的真相，搞“空房装灯”，为“鬼城”粉饰太平，制造商品房热销的假象。

症状之三：天下第一，天下之最。有的地方好高骛远，不顾自身地理条件、人口规模、经济实力，一味要“争一流”。一搞工程项目，就号称“五十年保第一，一百年不落后”，追求地区第一、省市第一、国内第一，甚至世界第一。标志性建筑一个比一个气派，动辄一挥手，建个“中国第一华表”，暗中较上劲，搞个“天下第一门”。比如一度陷入尴尬境地的“秋裤楼”，曾是国内最大的超高层单体建筑，号称要创造“中国结构最复杂的超高层建筑”“中国最高的空中苏式园林”“中国最高的过街天河”“世界最高的无边界泳池”等十多项国内乃至世界之最。然而，这些“之最”，最终成了建设施工的沉重负担。还有的地方大搞交通，一出手就是多条车道；大建广场，一放线就是百亩千亩。而由地方政府举债建设的“开发区”“万亩基地”“百里长廊”“商业中心”“高尔夫球场”等政绩工程没有最大，只有更大。

症状之四：上好其“大”，下必甚焉。在“好大症”中，一些地方政府纷纷搬迁，竞相新建豪华办公楼，其他的文化教育等公益设施也“配套”走起了“大路”。某地一小城造了个大剧院，占地9900平方米，有3636个高档软椅座位，每个座位下面都配备空调出风口，剧院还有全国独一无二的开启闭合功能，但大部分时间抛荒养老鼠，使用率极低，维护成本巨大。在民间，诸如被吉尼斯宣布无效的“扬州最大份炒饭”，上万人同时洗脚、打麻将等，世界上最大的沙发、最大的皮鞋、最大的火锅、最大的包子、最大的冰淇淋等等“最大”粉墨登场，无比热衷“刷数据”，表象上看是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追逐，其实就是烧钱为地方知名度，乃至官员政绩，增加一份可供炒作的“食材”。

症状之五：罗列诸“大”，数字游戏。人云亦云，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动辄来个“十大工程”“八大景观”。鲁迅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嘲讽诸如“西湖十景”之类的“十景病”：大抵患有一种“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来的时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乐此不疲者，只管凑足“八大”“十大”，到底是否惠及民众，且不管它，叫得响亮就行。凡此种种，不一而举。

三大成因诱发“好大症”

其一，扭曲的政绩观。这直接导致某些官员不惜劳民伤财，好大喜功，贪大求洋。GDP作为衡量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对GDP的不懈追求，增加了政府税收，提高了百姓收入，提升了综合国力。但是，GDP几乎成了唯一的考核标准，一些地方还将“发展是硬道理”错误地理解为“GDP增长率是硬道理”。

单纯追求GDP，甚至在导向上“唯GDP论英雄”，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排名比高低，就会出现官员全身心围绕GDP打转，迷恋GDP成为了官员名正言顺的追求，根本不顾科学发展规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质量，不顾自然与资源的承载能力，不顾民众的感受，靠盲目举债搞投资拉动，以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换取经济增长速度，于是出现了所谓“大规划”“大项目”“大工程”等“大手笔”。有的属于急功近利，闭门造车瞎指挥，铺了摊子难收拾，好心办了坏事；而有的则在追求GDP的马甲下，个人欲望膨胀，大搞“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只为自己捞取晋升的资本。极个别的甚至浑水摸鱼，趁机搞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在“大工程”中捞取“大好处”。

其二，公权力监督缺失。导致决策权滥用，甚至滋生腐败。党和政府一贯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但由于长期以来，规范公权力运作的制度缺失，监督机制疲软，特别是某些掌握公权力的人自恃大权在握，在公共资源的使用和配置上，制度程序形同虚设，不走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序，导致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商品化。尤其是少数地方和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几乎成为“独立王国”中的老大。这表现在追求大政绩上，就是盲目决策——拍脑袋上马，关起门来搞项目；拍胸脯壮胆，毫无根据打保票；拍屁股走人，留下烂摊子一走了之。

曾几何时，这样的主政者被冠以“能人”的头衔，大拆大建，工程不断，财政透支，负债累累，越拖越重，地方债务难以偿清。此种“三拍”官员，往往被群众斥之为“败家子”，在近些年落马的官员腐败案中没少见他们的身影。近期在央视播出的大型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中，曝光西安市一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利用拆迁改造项目牟利，单笔受贿就达5000万，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元。

其三，以“大”为美折射权力美学。人们普遍的传统价值意识中，都趋同于“大”文化，不“大”不足以唬人，历来如此。《史记》中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刘邦平叛回到长安，发现丞相萧何营造的未央宫宏伟壮丽，异常奢华。刘邦责问：“天下混乱，苦战数年，胜负未知，建造如此豪华的宫殿，未免太过分了吧？”萧何答道：“正因为天下尚未十分安定，才可以乘机建造宫室。况且天子占有四海之地，不如此不足以体现天子的威严。建造得壮丽一些，可以叫后代永远无法超越它。”刘邦听后，转怒为喜。帝王将相如此，到了士大夫与平民阶层，都以崇尚“大”作为有面子的象征。直到今日，“以大为美”的权力美学，仍在潜移默化影响着国人。

根治“好大症”须下猛药

有“新加坡规划之父”之称的规划设计师刘太格，曾说“有些地方是直接做勋章，不管衣服，勋章乱挂”，非常形象地批评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只想着挂勋章，不管衣服好坏的“好大症”，若不加以治理，全由纳税人埋单，清新政风不兴，淳朴民心不归。要根治“好大症”，必须下猛药。

值得欣慰的是，决策层以问题为导向，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倡导“功成不必在我”的执政新境界，推动建立完善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干部考评机制，要求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出干部选拔坚持不唯票、不唯分、不唯GDP、不唯年龄的“四不唯”原则，经济发展不仅仅是追求GDP数字的提高，更要追求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决策层提出的新型政绩观，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挥棒”。关键是要坐实在地方、坐实在基层、坐实在吏治、坐实在监督、坐实在问责，建立更为科学公正的评估体系，创造条件，让公众参与涉及公共利益重大项目的论证，参与对官员决策与施政的评价。

让“绿色政绩观”成为各级领导干部的追求，必须深化改革，建立领导决策责任终身追究制，而重点在于确立发展效绩审计与后评价制度。具体说，事后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具体项目立项决策、设计、招投标、施工、运营全过程进行全程审计和系统评价，厘清决策和相关各方责任。明确不管当初决策人职务是否变动、是否在职，都要承担审计与评价结果所示的相应行政责任。因决策失误导致浪费国家和社会巨额财富的行为，必须进行责任追究与惩戒。唯此，才能真正跟“一味以生产总值论英雄”说再见，才能为主政官员戴上“紧箍咒”，纠正“五年任期现象”，制止“新官不理旧账”“吃子孙饭”的不作为、乱作为，让那些搞“大”拖垮公共财政的官员受到责任追究。

隋炀帝的教训

古代中华帝国，将“大”字引入年号的不止一例，但隋炀帝的“大业”年号却具有特别的符号意义。因为隋炀帝杨广，是中国历史上好大喜功、终酿个人与王朝悲剧最为典型的例证，至今仍时常被人们拿来作为反面教材。

兴建东都、打败突厥、开创科举、整饬吏治、开凿运河、颁《大业律》等等，都是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一顶一的大功劳，本来杨广应该是个有大作为、大功绩的君主，但在这些政绩面前，杨广不淡定了，自我膨胀飘飘然，举国兴建的大工程一个接一个，大修楼堂馆所、离宫花园。

为了营造盛世景象，杨广在东都洛阳举行盛大的节日庆典，诸国使节、外番商人一饱眼福，叹服帝国的强盛与富足。5万多名乐工集中于东都皇城外的定鼎门大街，路旁的树木都用丝绸缠起来，而贫苦百姓却衣衫褴褛，此番大办节庆足足闹腾了半个月。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抽空了大隋帝国光鲜皮囊里的骨髓。

急于要用最短时间来成就“圣王之业”的杨广，为了使“四夷宾服”，对外发动大规模战争从来就没停过。为对高句丽发动海战，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进攻高句丽，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十八路反王，三十六路烟尘”，大规模农民起义风生水起。

大兴土木和对高句丽的战争，滥用民力，耗尽国力，将一个原本蒸蒸日上、充满活力的帝国生生拖入死亡的泥沼。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隋炀帝杨广的“好大症”警示为政者，千万别走好大喜功、横征暴敛，最终导致政息人亡的覆灭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