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宰相的大国制衡术

一个多世纪前，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零星火苗最后酿成了燃烧世界的熊熊大火。此前50年，“铁血首相”俾斯麦从“实力政治”出发，娴熟运用外交技巧，“五球不落”、“三皇同盟”，在列强间纵横捭阖，营造出有益于德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史称“俾斯麦体系”。但是，随着威廉二世继位，俾斯麦被弃用，特别在外交领域，德国决策层意图加速崛起，抛弃战略节制，却又缺乏协调大国利益和管控彼此分歧的外交智慧和技术，最终，德国卷进了一场几乎输得倾家荡产的战争。

俾斯麦被誉为德国统一的“总设计师”。“铁血首相”称谓的背后，是一位个性狡猾的政客，一个高明的战略家，一个玩转世界格局的“魔术师”，他领导一个刚完成统一的国家，在19世纪晚期的国际政治舞台上，横空出世。

1871年，法国凡尔赛宫镜厅，在德国群臣的前呼后拥和高呼“德意志皇帝万岁”中，德皇威廉一世加冕，一个崭新的德意志帝国由此诞生，打破了由法国主导的17-18世纪欧洲国际关系格局。长久以来，作为欧洲边缘强国的英国、法国、俄罗斯一直对中欧施加压力，特别是法国把保持中欧地区的四分五裂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目标。统一后的德国，人口总量、经济潜力和军事力量比周边中等强国高两倍以上。欧洲如何面对这个新兴巨人？身处英俄两国侧翼大国之间，又和世仇法国为邻，德国又如何保障自己的长治久安？

单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与同时期崛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被列强“包围”的德国，其统一后面临最为复杂的战略困境。一直思忖着这一战略难题的俾斯麦，给出了一个更为复杂却令人惊叹的答案。他视法德敌对关系为无可改变之常量，视侧翼的英俄为左右欧陆格局的砝码和外交战略主攻方向，在欧洲大国间编织出一个精妙的联盟体系，即“俾斯麦体系”。

俾斯麦有一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大国政治就像玩跷跷板，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需要动态平衡，这种精妙的制衡术构成了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在俾斯麦看来，只有一个包括俄国的反德同盟才可能真正威胁到德国的生存，因而要特别防止英、法和俄三国组建反德同盟。考虑到中欧统一会给欧洲大陆传统均势造成的塌陷，俾斯麦开始编制一种复杂的联盟体系。它的核心要义是：第一，每一次结盟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君主关系等其他因素；第二，为防止“被包围”，可用任何手段阻止两个及以上的大国联合起来针对德国的势态出现。

在外交战略实施中，最大限度地孤立、遏制法国，同时避免列强构建反德包围圈是俾斯麦的目标。普法战争中，法国战败，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法国积极寻找反德同盟，誓志复仇。英国继续奉行“光荣孤立”，一时间难以改弦更张。沙皇俄国急欲在亚欧大陆上扩张，视英国为最大敌手，与德国暂无现实冲突，可视为潜在盟友。为此，俾斯麦总体外交战略布局是：联奥、拉俄、亲英、反法，集中精力遏制法国。连奥是俾斯麦体系稳固的基础，新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必须仰仗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德奥联盟可以防止俄国向南欧扩张，为阻止法俄结盟上一道保险；联俄，是俾斯麦体系的核心，意在防止法俄接近，使德国两线作战，俄国也希望通过亲德政策增加其在和奥匈帝国和大英帝国争夺巴尔干半岛上的砝码；亲英，则是为了制衡法俄，使得他们相互对抗，同时避免触犯英国核心利益。通过以上三个环节，“俾斯麦体系”消除了法国与英、俄、奥构建反德同盟的可能。

该体系的基本手段是以矛盾制衡矛盾，维持欧洲大陆均势，其实质是一种战略克制。让所有列强之间的矛盾大于列强与德国的矛盾，在此战略态势中，德国就能保持战略优势。首先，德国约束奥匈在巴尔干的野心，沙俄受益，以远离法国相馈；其次，德国暗中支持俄国在东方问题上与英国对立，确保两个侧翼大国之间处于矛盾对立中；与此同时，德国向英国表态无意插手海外殖民事务，在埃及和土耳其问题上中立，赢得好感；甚至，对宿敌法国也以温言安抚，暗示其向海外发展，从而与英国产生摩擦；最后，一旦国家间有矛盾冲突，德国便以仲裁人的身份出现，俾斯麦更自诩为“诚实的掮客”。

在俾斯麦执政的20年间，虽然发生了多次外交危机，如摩洛哥危机、巴尔干战争，但是，凭借他驾驭均势外交的高超技巧，该体系始终保持着动态平衡。然而，实力不均衡的均势难以长久，旧有的国际体系承压越大越易失控。1873年，随着奥、俄在巴尔干的争夺和冲突加剧，俾斯麦体系的核心基石开始破裂。

1888年，德皇威廉一世去世，老臣俾斯麦失去了最后一座政治靠山。1890年，年轻气盛的威廉二世将俾斯麦罢黜，旋即启动了德国外交大转向，开启了威廉二世追求“世界政策”的道路。

在“俾斯麦体系”下，德、俄、奥建立“三皇同盟”，避免与英发生战略冲突，最大限度孤立一心复仇的法国。但是，威廉二世渴望将德国从欧陆强国提升为世界霸主，为此他放弃了俾斯麦时代的战略克制，推行急躁冒进的外交路线。这位与欧洲众多皇室沾亲带故的德皇，快速地让俾斯麦苦心孤诣营造的“反法包围圈”走到了尽头，自己则陷入四面楚歌、以寡敌众的泥潭。

德俄交恶，使德国丧失战略安全空间。俄国广袤疆域、充足兵员乃至身处侧翼的地理优势在干预欧陆局势时优势相当明显，与俄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德国战略环境。在“俾斯麦体系”中，对俄亲善是基本方针，能将德国的战略资源集中对付法国而避免两线作战的窘境，保障了德国后院的稳定。为此，德国不惜在众多利益上让步，于1887年签订为期三年的《再保险条约》，换得俄国在法德间保持中立的承诺。到期后，主政的威廉二世认为该条约不能保证德国免遭法国进攻，牺牲利益较大，拒绝延长。在联奥方针未变情势下，这一举动，意味着德国将放纵奥地利在巴尔干的扩张行为，站在沙俄的对立面。很快，法俄结盟，“俾斯麦体系”主轴倒塌，形成对德的“致命同盟”。

在追求世界霸权和海军军备竞赛上，英德战略矛盾升级。英国一直视陆上强国德国为抗衡法国和俄国的天然盟友，甚至在1898年至1901年期间，仍然三次与德国结盟，虽然仅是有限制的军事协定或协约式的安排，但这对于百余年来奉行“光荣孤立”的英国来说，已极为难得。可惜，威廉二世不满这位盟友的“有限义务”，坚持建立更牢固的“欧陆式同盟”，且为获得正式保证而频频施压，如口头恐吓和炫耀力量。对20世纪初正江河日下的大英帝国来说，滥用恫吓、执著于缔结军事盟约恰恰暗示了德国不是一个可靠的合作者。在与俄交恶、先失一翼下，发展对英友好关系本应是德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但在德国工业家和海军军官组成的“海权派”的影响和压力下，威廉二世走上了与英国挑衅之路，最终促成了英、法、俄三国协约对抗德国。最终，“一战”的失败使德国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作者单位：浙江教育出版社，群众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