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秦密码：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随着《大秦帝国》的热播，秦为何能从战国帷幕初开时偏居西陲一隅的落后一员，最终扫六合、成一统？再度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汉初贾谊在其《过秦论》中说过，秦始皇统一中国是“奋六世之余烈”，《剑桥中国秦汉史》则认为“秦国朝帝国方向的发展至少在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变得很明显了”。那么，是什么成就了“六世之余烈”？秦百年向帝国发展的动因是什么？论其要，是人才。时人李斯就说过，秦之所以“跨海内、制诸侯”，是人才，特别是“客卿”——来自六国的人才的功劳。

春秋以降，人才就成为各国争霸、争胜的关键，即《管子·霸言》所谓：“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墨子甚至认为：“尚贤者，政之本也”。和山东各国相比，秦国的引人、荐人识才、用人颇有独到之处。

虽然各国大都认识到“争天下者，必先争人”，但把“争人”作为持之以恒的既定国策，只有秦国。和山东各国不同，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处于蒙昧状态。东周初年，因护送平王东迁有功，平王将“岐以西之地”赐与秦，秦才得为诸侯。需要指出的是，周平王虽封秦为诸侯，但所封“岐以西之地”却为“空头人情”，因平王说的很清楚：“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功逐戎，即有其地”。也就是说，秦要得到这块土地，是要和戎、狄等部族争斗的。正因如此，秦的社会经济文化是长期远远落后于山东各国的，山东各国大都“以戎狄视之”。

社会经济文化的落后，使得秦在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瓶颈就是人才，所以，秦自立国起，对人才的引进和使用可谓不遗余力、不拘一格。如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穆公贤，”故特来“观秦”，秦穆公也闻得由余“贤”名，“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并利用反间计，终于使由余“降秦，穆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后来“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又如百里奚，初为晋献公的俘虏，后“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执之。穆公闻百里奚贤，欲重赎之，恐楚人不与，乃……以五羖羊皮赎之，楚人遂许与之。当是时，百里奚年已七十余，穆公释其囚，与语国事……语三日，穆公大说。授之国政，号曰五羖大夫”。在春秋时期秦的政治舞台上，见于记载的政治人物大多来自他国，秦宗族同姓仅有二、三人。正因有这样的传统和众多成功的政治实践，秦孝公方下《求贤令》：“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商鞅、张仪、公孙衍、甘茂、范雎、蔡泽……一大批政治家由东入西进入秦国的政治中心，操纵和执掌秦国的政治权柄，成为战国政治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对于来自他国的人才，秦君并非盲目、贸然使用，而是在待之以礼的基础上，观其志、听其言、询其谋。例如秦穆公之于由余，虽然穆公闻得由余贤名，也知由余有志与秦，但当由余作为戎使来秦，穆公不动声色，先向由余炫示了宫室和积蓄的财宝，察其志，但由余见后感慨道“这些宫室积蓄，如果是鬼神所营，鬼神是够劳累了；如果是百姓所造，真是让百姓受苦了。”见由余把宫室财宝引入到治国理政，穆公就问道，“中原各国借助诗书礼乐和法律处理政务，还不时地出现祸乱，你所在的戎部没有诗书礼乐，也不设法律，用什么来治理国家？岂不感到困难吗？”由余笑着说：“这些正是中原各国发生祸乱的根源所在。黄帝创造了礼乐法度，并亲自带头贯彻执行，也只是实现了小安。到了后代，君主一天比一天骄奢淫逸，依仗着法律制度的威严来要求和监督民众，民众感到疲惫了就怨恨君上，要求实行仁义。由此上下怨恨，篡夺屠杀，甚至灭宗毁族，这都是由于过度的依靠礼乐法度。而在上位者怀着淳厚的仁德来对待下面的臣民，臣民满怀忠信来侍奉君上，整个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支配自己的身体一样，无须什么治理的方法，这才真正是圣人之治。”在与由余谈论时政、分析戎人治理之道、探讨天下形势用兵之术的过程中，穆公为由余的远见卓识所折服，决计招引重用由余。也正是穆公重用由余，成就了其“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伟业，得以位“春秋五霸”之列。

待以礼、观其志、听其言、询其谋的过程也是君臣相识、相知、相得的过程。商鞅入秦的过程就具有这一意义。商鞅见到秦孝公的“求贤令”后由魏入秦。初见孝公，商鞅说以“帝道”——道家学派的政治学说；再见孝公，说以“王道”——儒家的政治理论。商鞅知道，“帝道”、“王道”都难以解决孝公“强秦”迫切要求，他之所以说以“帝道”、“王道”，只不过是试探孝公强秦、求贤的诚意和决心。在孝公愠怒之际，商鞅说以符合孝公强秦需要的“霸道”，紧接着，商鞅又向孝公说以“强国之术”，“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

作为外来的人才，仅仅君臣相得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让自己的理念为朝野所知、所理解，让自己治理之策得以畅通无阻地实施。由此，秦国建立了这样一种机制——廷争。例如，秦孝公在准备让商鞅主持变法之前，在朝廷上展开了一场“讨正法之本，求便民之道”的大辩论。在辩论中，商鞅以“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坚定孝公的变法信念。商鞅认为，变法是以“强国”、“利民”为终极目的的，“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鞅认为，由于时代的不同，历史总是在变革中前进的，“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通过辩论，商鞅宣传了自己的变法理论和主张，坚定了朝野的变法决心，商鞅变法的顺利、深入开展，变法前的廷争、辩论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实作为外来人才，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大家有着不同的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对环境、时事有着不同的认识，解决这些，重要的手段是沟通，沟通是文化的碰撞、相激，是理念的互信、求同。

招徕人才要为政所用，为时所需，也是秦用人的一大特点。关注秦史、特别是秦人才史的人们大都有这样的感叹：商鞅被诛后，秦惠王开始主持的秦国政治表现出与前不甚相同的面貌，即所用太多纵横气和辩士色彩，如惠王时之张仪，昭王时之范雎。惠王以张仪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以其三寸不烂之舌，出使东方六国，破合纵建连横，使秦在外交上取得很大进展；而范雎则是在昭王权力危机时，上书力陈宗室和外戚之弊，助昭王重操权柄。其实我们应当看到，商鞅变法，为秦国奠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而自惠王以后的百年间，是诸侯间争夺最为激烈，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正是这些太多纵横气和辩士色彩的人才，在对外交往包括对外战争中为秦国获得胜利，对提高秦国在诸侯中的声望和地位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其他六国也在一定程度招徕外来人才，但只有秦国，不断吸收外来新鲜血液，重用外来人才并一以贯之。秦国的著名执政者，商鞅、范雎、吕不韦、李斯都是“外国人”，这也是秦国一直保持强大的重要原因。

（作者单位：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