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徐匡迪：设立雄安新区能有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

京津两地过于“肥胖”，大城市病突出，特别是河北发展与两地呈现“断崖式”差距。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形势下引领新发展、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需要。从国际经验看，解决大城市病基本上都是用了“跳出去建新城”的办法；从我国经验看，通过建设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有力推动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瞄准的是打造世界级城市群，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这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林毅夫：供给侧改革与产业政策应相辅相成

供给侧调整是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依靠产业技术的不断创新，而当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不断涌现，如果没有供给侧调整，劳动力水平和收入水平就无法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中国是转型中国家，走的是渐进式道路，发展和转型是同时进行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持续保持经济增长，得益于供给侧的不断调整与改革，但许多措施实际上属于产业政策范畴。如果没有产业政策的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基础科研等方面，就很难有良好的制度环境。因此，供给侧改革与产业政策的关系应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过度强调或忽视其中之一。

蔡昉：新型城镇化需要合理分担改革成本

城镇化的难点在于，把农民工变成市民是要付出成本的，他们的基本公共服务和各种社会保障是要有补贴和财政支出的，这部分还没有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做出合理的分配。此时农民工进城落户带来的改革红利缺乏良好的分享预期，导致地方政府缺少改革激励机制。因此，我们应该创造一个更好的制度条件，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红利预期，才能做到真正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刘世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要形成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架构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键在于形成三位一体的全面赋能架构，一是全面持续的教育，尤其是加大适应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的职业教育发展；二是全面的社会保障，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全面促进流动，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更加注重纵向流动。

隆国强：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发展战略当作调整

对幼稚产业的适度保护有利于后起国家的产业升级，但过度或过长时间的保护不仅令企业失去技术创新的动力，而且会形成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我国必须调整目前对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有序降低贸易保护，打破垄断，大力鼓励平等竞争，关键是要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

白明：我国对外开放红利将转向“内在推动”

自贸试验区正式挂牌之后，11地肩负着新领域先行先试的任务，自贸试验区战略重心也会转向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复制。这意味着未来我国对外开放的红利将从“外在拉动”转向“内在推动”。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初衷是提高我们整个对外开放水平，越来越多的自贸区不断先行先试、不断推广复制，将承担起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