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策误与遗患

稍具历史常识者，都知晓“安史之乱”。

这是发生在唐朝的一场空前大动乱。这场战乱历时8年，烽火遍及中国北方，整个华北大地从高度繁华盛世一下子跌入“井邑榛棘”“千里萧条”的境地，唐朝政治经济遭到空前的大破坏，从此由盛转衰。

这是在唐朝鼎盛时期突然出现的战乱。从“贞观”到“开元”，唐朝一路高歌猛进，经济、文化、社会“全盛”，人们安居乐业。但“渔阳鼙鼓动地来”，长达8年的战乱，彻底扰乱了大唐巨轮前行的步伐，全盘暴露了唐朝内部的问题矛盾，从此由梦幻转向梦魇。这场叛乱极大地挑战了唐朝的恢宏气度与开明开放，降低了臣民们对外族的信任与热情，从此由气度恢宏转向心胸狭隘。

“安史之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很深远的。不仅对唐朝而且对唐以后的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社会，而且在思想、文化、观念，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留下了众多的后遗症。如果仅从唐后期检视，最明显的后遗症便是经济残破、政局动荡。与此相适应，唐后期政局异常不稳，内部纷争不已。“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的藩镇节帅，“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不时地与唐中央分庭抗礼；而居于宫廷内的宦官则“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此外，南北衙间的纷争，朋党的角逐，也十分频繁激烈。这些后遗症尽管在唐初就有了“基因”，但“安史之乱”加剧了“症状”，特别是平乱中唐廷的屡屡失策，则使“症状”并发，“后遗”持续。

误判形势，错失良机，让叛军争取到了宝贵的突袭时间，长驱直入。这既源于唐玄宗的过度自信与权臣们的相互钳制，又为唐后期开放气度的萎缩与朋党纷争埋下了伏笔。天宝14年（755年）11月9日，安禄山于范阳阅兵誓师，挥军南下，灼然诣京师，开启叛乱。十天之内，就占领了藁城（今河北省藁城市），然后从河北一路南下，12月2日推进到灵昌郡（今河南滑县），抵达黄河边，并迅速渡过黄河，直逼洛阳。其实，在安禄山举旗南下、偷袭太原等地时，就有报告反叛的情报送至朝廷，但玄宗无动于衷，认为这是官员之间相互攻讦，是安禄山的对立面制造的消息。直到安禄山起兵的第七天，告急文书纷纷传来，玄宗才开始意识到安禄山真的造反了，才开始商讨对策。这一周的时间，尽管情报有些混乱，不能完全确认叛乱真伪，但更为重要的是玄宗对安禄山的信任，不认为他会反叛，权臣们则认为是他们之间的相互较量。对玄宗来说，安禄山是忠臣、贤才、信儿，不可能“叛乱”。权臣们对安禄山先是嘲讽不肖，后是笼络重用，目的是掌控利用。对此，装憨卖傻的安禄山心知肚明，他乘势而上，借机而行，巧妙地周旋于唐玄宗与杨贵妃、李林甫与杨国忠之间，利用君臣之间、权臣之间的利害矛盾，将自己做大做强。玄宗提拔重用安禄山，除了看上他的“忠诚”，还用来制衡其他权臣。李林甫积极笼络并力挺安禄山，一方面是讨玄宗欢心，另一方面是为己固权。他对安禄山既大施恩惠，又屡加震慑，致使安禄山俯首贴耳、惟命是从。李林甫与杨国忠势不两立，明争暗斗，在杨国忠的挤压下李林甫渐渐失宠。尽管杨国忠是皇亲国戚、朝中权臣，但安禄山并不买账、看不起他。同样，杨国忠则视安禄山为李林甫盟友同党，伺机打压、钳制。可见，从玄宗到权臣，都将安禄山作为“棋子”，用以抵制对方。这种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式的政治制衡，乃是唐后期朋党相争之先兆。

错用将帅，决策无略，不仅使“平乱”过程混乱、时间漫长，而且助长了地方将帅的实力与跋扈，为唐后期藩镇林立、长期割据埋下了祸根。在确认安禄山反叛后，唐廷既漫不经心又盲目自信，只是做了一些简单的应急准备，派遣一般将领到洛阳等地招募新兵予以抵抗，认为“计日”便可“取逆胡之首”，平定反叛。当洛阳沦陷、兵逼潼关时，玄宗则方寸大乱，听信谗言，杀了封常清、高仙芝两员名将。潼关一失守，便急忙逃离长安。马嵬坡兵变后，不是采取积极抵抗，而是继续消极逃避，向蜀中进发。唐廷对平叛的举棋不定与失策无略，不仅让叛军赢得了时机，而且使唐军丧失了信心斗志。在唐廷统一指挥失灵的情形下，地方将帅则凭借对唐廷的效忠与实力，各自为政，顽强地抵抗着叛军，让唐朝的“旗帜”不倒。“安史之乱”的终结，除了叛乱者自身的“异化”倒戈，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地方将帅们的坚守与抵抗。因此，“安史之乱”结束后，一方面是一些叛乱者摇身一变，成为唐朝的封疆大吏，割据一方；另一方面是一些平叛有功的将帅镇守地方，“拥兵自重”。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专横跋扈，“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甚则起而弱王室”，成为唐后期社会政治中一个难以根治的痼疾。如果说这个痼疾从唐玄宗设立节度使时就有了病因，那么“安史之乱”中对将帅的“倚轻倚重”则加剧了它的扩散，以至发展到唐后期不可收拾的地步。

依信宦官，纵容揽权，不仅加剧了权臣与宦官的矛盾，内耗了平乱的精力，而且加速了皇权旁落、主仆错位，为唐后期宦官专权打开了洞门。“安史之乱”时期，唐代宦官完成了由“家奴”到“主人”的身份转换，从“参决朝政”到“干预朝政”的转折。唐代宦官权力之大、祸害之甚，超过东汉与明朝。“至唐则宦官之权，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代宦官之所以能玩皇帝于股掌之上，关键在于它握有兵权。而让宦官“监军政于外”“统禁兵于内”的始作俑者正是处于“安史之乱”时期的唐玄宗、唐肃宗。“开元之治”后，玄宗“奢荡是求”“惟欲是从”，过着“春霄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的荒淫生活，“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以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势力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政无巨细，皆委参决”。天宝年间，安禄山已有反迹，玄宗派宦官辅璆琳出使觇之。辅璆琳受贿后，虚报情况，并替安禄山说好话，致使朝廷对安禄山放松警惕。“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大为震惊，很受刺激，对权臣、边将失去了信任，认为只有身边的宦官最可信。因此，无论是逃离长安、马嵬坡处决杨贵妃，还是继续选择向蜀地西逃，都听从高力士的主意。同样，肃宗对朝中大官也不再相信。灵武即位后，他在集权的同时，便把朝廷大事交给“拥立”有功的宦官李辅国。“宣传诏命，四方文奏，宝印符契，晨夕军号，一以委之。及返京师，专掌禁兵，常居内宅。制敕必经辅国押署，然后施行。宰相百司，非时奏事，皆因辅国关白、承旨。常于银台门决天下事，事无大小，辅国中为制敕。”派遣宦官监军督战，致使将帅无用武之地，战斗往往以失败而告终。经过高力士、李辅国的经营，宦官这伙皇帝的家奴逐步从皇帝手中获得了政权、军权，直接控制着唐王朝的中枢。高力士、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相继挟制皇帝、干预朝政，吐突承璀、马元贽、王宗实、刘行深、杨复恭手握王命，口衔天宪，血溅宫廷，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弑君、废君、立君的丑剧。主仆关系开始颠倒，皇帝已成为宦官控制下的“囚徒”。李辅国握有大权后，曾以主人的口气吩咐代宗，“大家（皇上）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仇士良公开指责文宗，文宗也只得俯首听责。唐后期，虽然皇帝联合朝官展开了反对宦官的斗争，但宦官拥有兵权，致使皇帝、朝官以失败而告终。“二王八司马改革”正因为谋夺宦官兵权未成，才导致“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宋申锡及“甘露之变”失败，也是未能握有兵权。宦官之患愈演愈烈，始终难以根除。

（作者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