笼罩欧洲的恐怖主义阴云

2014年5月24日，一名男子持冲锋枪闯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犹太博物馆，开枪打死一对以色列夫妇、一名法国人和一名比利时人。涉案男子一周后被抓获，是法籍伊斯兰极端分子，曾效力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参加了叙利亚内战。自此“9.11事件”以后已经开始远离恐怖主义的欧洲又一次陷入了恐怖主义袭击的漩涡。法国是恐怖袭击的头号目标，从2014年11月迄今已经发生了超过20起袭击，其中2015年11月发生的巴黎恐怖袭击案，造成了130多人死亡、近400人受伤，是一次多点、十余人直接参与的协同恐怖袭击，达到了这一轮恐怖袭击死伤人数之最。2017年恐怖袭击蔓延到英国，自3月份以来，接二连三发生的恐袭事件震惊世界，英国议会大厦袭击案、曼彻斯特球场袭击案、伦敦桥袭击案将自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案以后风平浪静的英伦诸岛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影之下。同一时期，恐怖袭击案在波黑、瑞典、德国、土耳其、俄罗斯也频繁发生。人们不禁要质疑，这还是那个繁荣、富裕、开放、稳定的欧洲吗？问题出在哪里？

内忧还是外患？

人们普遍认为，欧洲的这一波恐怖袭击浪潮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说，欧洲的安全危机与中东的动荡局面息息相关。从近代历史来看，中近东地区的稳定是欧洲安全的重要保证。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次次的巴尔干危机将欧洲拖入了大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不仅给法国国内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也引发法国国内政局动荡；70年代以后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开始走向高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与以色列的冲突白热化，开始采取绑架、劫机等手段袭击相关目标，欧洲的大都市罗马、慕尼黑、伦敦都发生了巴解组织发动的大规模恐怖袭击案。

新一轮的欧洲安全动荡也是中东乱局的产物，其原因非常复杂。一方面美国的反恐战争打破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平衡，未能有效抑制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激化，推动了一系列反抗运动的爆发。同时，大量受过一定教育、熟谙网络且对现状不满的年轻人成为这些反抗运动中的主要角色。2010年12月，一名失业大学生的自焚引发了突尼斯民众大规模的抗议运动，突尼斯政局突变，在镇压无果之后，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仓皇出逃，此即所谓的“茉莉花革命”。此后，其效应迅速外溢，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国政权相继更迭，叙利亚爆发全面内战，僵局难破，中东地区陷入持续动荡，这场运动对当事国乃至国际社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被西方誉为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目前，叙利亚内战持续的僵局成为中东动荡之源，复杂的血腥武装冲突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越来越难以在短期内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伊斯兰国”在中东的乱局中也趁机而起，成为西方国家推动伊拉克、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治理失序的副产品。“伊斯兰国”承继基地组织的衣钵，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推向新阶段，向外部源源不断输出恐怖主义工具（人员、资金与组织网络）。伴随叙利亚内战的延续、中东的持续动荡，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涌向临近的欧洲，仅2015年就有约150万难民涌入欧洲大陆，演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大规模移民的到来不仅对移民接受国的社会秩序带来冲击，也成为恐怖主义工具输出的重要渠道。

可以说，这一轮发生在欧洲的恐怖主义袭击是中东的动荡所致，是外患。西方国家（这其中当然包括现在身受中东乱局冲击的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决策者一厢情愿的幼稚病导致阿拉伯世界原本希冀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难熬的漫漫严冬。“9.11事件”以后，西方国家包括美、英、法、德等国以及欧盟和北约组织开始积极实施致力于重新塑造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所谓“大中东计划”。法、德等欧洲国家一开始对于布什政府的直接军事干预持强烈的反对立场，不愿意参与“伊拉克战争”，他们更青睐其他的干预方式，特别是价值观念的输送、援助反对派势力等等。然而，随着颜色革命带来的冲突和动荡加剧，西方国家的干预模式也在改变。在利比亚国内动乱和冲突引发国际关注之际，英、法等国主导了2011年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虽然阿拉伯强人卡扎菲的独裁统治被推翻，但崛起的地域集团、教派集团成为后卡扎菲时代利比亚局势的主导力量，其中就包括现在不断对欧洲国家造成威胁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势力。

从实际的后果来看，西方的新干预主义是目前中东乱局的最大外部原因。外来干预加剧了这些国家内部的冲突和矛盾，带来的是整个社会既有结构的破坏和失衡，而西方国家并没有为这些国家拿出一套稳定的社会治理规划和方案。正如美国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反恐战争，短期内削弱甚至消灭了美国反对的政治势力，但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策略使反恐战争陷入了“越反越恐”的僵局。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作为能够对中东局势产生巨大影响的外部大国，美、英、法、德等国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的策略失败无疑是中东乱局的另一个基本原因。目前欧洲遭受的恐怖主义威胁表面上看是中东动乱的结果，实际上英、法等国对这一后果的产生难辞其咎。中东的动荡，既是欧洲恐怖主义频发的原因，也是欧洲大国政策失误的结果。

敌人来自哪里？

在我们的印象中，欧洲遭遇的恐怖主义袭击主要与“伊斯兰国”有关，发生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的国家都是在美国领导的多国打击“伊斯兰国”联合军事行动中“坚定决心行动”的主要参与国。法国是首个响应美国号召加入反“伊斯兰国”联合军事打击的国家，甚至为此出动了法国唯一的一艘航母“戴高乐”号，因此法国成为此轮欧洲恐怖袭击浪潮中首当其冲的国家。根据权威统计，从2014年5月至2017年6月发生在欧洲的33起恐怖袭击中有17起都声称是“伊斯兰国”或忠于“伊斯兰国”的成员发动，造成10人以上死亡的袭击中仅一起是基地组织在阿拉伯半岛的分支机构所发动，其他全部与“伊斯兰国”相关。“伊斯兰国”利用欧洲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及“阿拉伯之春”期间所造成的涌向欧洲的难民浪潮向欧洲输出恐怖工具，以报复欧洲国家打击“伊斯兰国”的政策。

但是，这种外生输入型的恐怖主义威胁，仅能解释为什么欧洲成为恐怖袭击的主要目标，并不能解释欧洲遭遇的恐怖威胁为何如此严峻、尖锐。实际上，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是中东动荡与欧洲内部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共同引发的。以这一轮恐怖袭击最大的一次即2015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案为例，直接参与袭击的9名恐怖分子，仅两名是伊拉克人，其他有7人是法国和比利时公民，这是一次在比利时策划、在巴黎实施的大规模袭击事件。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的恐怖主义威胁同时也是内生的。和同一时期发生在英国、德国的恐怖袭击事件一样，袭击者大多是在所在国出生的移民二代，或者可以说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法国人、英国人、比利时人，国民成为袭击者一定程度说明欧洲移民政策的失败。一方面，欧洲在移民政策上出于社会经济的考量，希望通过移民引入解决欧洲步入老龄化社会以后劳动力不足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宽松的移民政策也与欧洲开放多元的社会理念相关。穆斯林移民绝大多数无法融入欧洲主流社会，社会地位低下，贫困、失业是他们必须经常面对的问题，这促使欧洲的穆斯林社会很大程度上成为主流社会之外的“伊斯兰飞地”。因此，一些年轻的穆斯林在“伊斯兰国”崛起后似乎找到了皈依与效忠的对象。据统计，大约有3000多名欧洲穆斯林旅行到叙利亚加入了“伊斯兰国”和其他的激进组织。这些年轻的激进分子返回其所在国，在穆斯林社区的年轻人中积极传播极端主义思想，成为鼓动、组织恐怖袭击的核心成员。这种具有较大内生性的恐怖主义威胁，无疑是欧洲社会移民与主流社会矛盾的产物。特别是在“伊斯兰国”高高举起极端主义旗帜之后，那些无所适从的愤怒的穆斯林移民集聚在这一旗帜之下，以恐怖暴力袭击作为其政治抗议的表达方式。目前，恐怖袭击的频繁发生，使欧洲不得不检讨移民政策的缺陷，但短期内难有重大的政策调整。

如何跳出恐袭“泥淖”？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当欧洲跨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断垣残壁、打破了分裂欧洲的冷战铁幕，欧洲统一的愿景已经渐次呈现之际，却再一次陷入恐怖袭击的泥淖之中。

事实上，我们如果从并不算长远的历史视角审视，欧洲目前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的严峻程度远不及上世纪70-80年代，甚至也不及上世纪80-90年代。根据权威统计，上世纪70-80年代西欧死于恐怖袭击的人数有三年以上都达400余人，发生的袭击事件平均每年都超过数百起，有些年份甚至高达上千起。而自2014年以来，西欧死于恐怖袭击的总人数也未超过400人，袭击频率也远不及上个世纪最后的30年。从当前恐怖组织的组织结构及袭击方式来看，其危险性也相对更容易化解。上世纪70-80年代，有“爱尔兰共和军”、“埃塔”等组织规模庞大、群众基础广泛、动员能力强大、暴力袭击能力突出的本土型恐怖组织。而最近几年在西欧发生的恐怖袭击，除2015年11月巴黎袭击等少数属于组织较为复杂的协同袭击之外，其余多为与“伊斯兰国”关系密切的小团体或个人发动，发动袭击所造成的伤亡及持续发动袭击的能力都比较有限。但是，这些恐怖袭击的发动者比以前任何时期的袭击者都更愿意采取自杀式袭击，增加了防范袭击的难度，也增加了无辜民众的死伤率。自杀式袭击的出现，既与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宣传洗脑密切相关，也与西欧国家反恐措施的严密有关，这些严密的措施常常令袭击者在发动常规袭击后难以全身而退。

总之，目前并非欧洲恐怖主义威胁“最坏的时代”。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德等国有长期处理恐怖主义威胁的经验，有一整套情报搜集、监控与反恐特种行动能力的制度设计，虽然并不能完全消除恐怖主义威胁，但可以限制其蔓延。当前，欧洲国家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帮助中东结束“阿拉伯之冬”的动荡，惟有中东长治久安，才能消除威胁欧洲安全的恐怖主义乱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