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面前的以色列人

野外探险是一件好事，探索自然奥秘，挑战体能极限，可体现出人类的探索精神和不屈意志，在各国和各民族中都大受称赞和保护。但野外探险需要经过专业训练、充分准备，有志于此的驴友应该专业和慎重一些，才不至于发生意外事故。可我国近来频频遇险的驴友真是太将生命视为儿戏了，有人竟因追野兔迷路，而弹尽粮绝、晕倒山中。接警后，当地派出消防官兵、民警、医护人员数十人费时近20小时营救之。

人的生命是无比珍贵的，为此，政府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所有救人的成本是否应该全部由政府来买单？对这个问题，我们目前好像没有答案，甚至没有讨论。在世界大多数国家也是未解难题，可人家以色列有举措，既尊重生命、符合道义，对当事人又有一定界定和要求，充满管理的智慧。

笔者在以色列海滩看到一些高高飘扬着不同颜色的大旗，就问我的朋友A女士是咋回事。A女士见多识广，她原在国内做电视台记者，留学美国后又返回清华大学教书，多年前，她嫁了以色列人并移居以色列，现在一所学校里教书。她告诉我，这些旗代表了政府告示：白旗表示风平浪静，你可以放心游泳，岸上还有拿到心脏科医生执业资格和通过游泳健将考试的救生员，只要你不是故意寻死或另有隐情，如果正常游泳出了意外，医疗和赔偿基本由国家全权负责；红旗表示海上有一些状况，政府力劝你最好别游，如你不听，出事了，个人和政府一起分担责任；黑旗表示浪高风急，形势险恶，政府严禁下海游泳，如你执意不听，一旦发生险情，政府当然也会救你，但无论是出动飞机、船只和人员的费用，还是抢救的医疗费，你必须自掏腰包，还一辈子也要还清。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我国“驴友”遇险事故频发的地区，当地政府是否及时“升旗”“换旗”并常设合格到位的优秀“救生员”了？现在看来，不少地方不仅没有“升旗”类的警示，也缺乏相关制度和设置救生体系，多是“碰运气”。如果政府没有“旗语”，抢救“驴友”的成本只能由政府全包了。如果各地政府都做好了“亮旗”，那些拿警示不当一回事的“驴友”获救后，大概就不能只说“谢谢”了，应该负担一定的责任，包括经济的赔偿。

苦难让以色列人有着深重的危机意识，他们说，以色列头上始终顶着一杯滚开的水，他们不知道何时会倒下，也不能阻止它的突然泻下，他们能全力做到的就是天天穿好防护服，并把地“弄软”，让杯子倒下时尽可能地不伤人，滚到地下时也不会被打破，使热水和碎玻璃四溅。

重视国家和民众人身安全，以色列人在管理上坚持不存有一丝侥幸。他们组织和使用志愿者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保志愿者自身的安全，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而且不能“烦了别人”，更不能“伤了自己”。救灾过程往往充满危险，提高组织能力和专业性往往能避险，为保证志愿者安全，以色列救灾志愿者都经过专门组织和培训，有的组织因组织得好、专业性强已上升为政府的机构，或成为政府倚重的主要救援力量。例如，早先完全由志愿者管理和服务的“红色大卫王星”急救组织，因规模越来越大，效率非常高，以色列国会就通过议案，将其设定为全国性的官方紧急医疗救护机构。所有志愿者在上岗之前，都要接受60小时的急救培训，通过测验者才能加入“红色大卫王星”，并服从统一调配，参加急救。目前，每年还有1万多名志愿者在“红色大卫王星”遍及全国的119个急救站点内提供服务。

在以色列时，笔者看到一处草地起火，周围有人打电话报了警后急忙离开。我问A女士，以色列人怎么不提倡见义勇为？为何不一起去救火？A女士乐了，她说，以色列法律规定，看到火灾，不论大小，及时报警就是好公民。报警后要及时离开现场，为赶到的政府专业人员和“专业”志愿者灭火腾出道路和空间，如待在原地、被“清场”致伤，后果自负；如有人未经培训就见义勇为、参与救火受伤，后果自负；如妨碍了专业人员灭火，还要负法律责任。以色列法律还特别强调，青少年救火属违法行为，所以，以色列没有“小英雄”。

以色列民族所经历的战争让他们具备很强的防卫意识。我们在大街、饭店或景区看到过无数背着枪的军人和普通人。A女士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家中都有武器。由于政府规定高官不能集中居住，高官下班后或非公务活动，政府也不提供保护，高官们只得自掏腰包购买枪弹以自保。高官多住在普通居民区，在安全上还要多担责，要多花钱购置重武器，以备在出事时保护邻居。如隔壁王二配备了步枪，官员就要配备机枪，邻家李四有了机枪，官员就要有重机枪了。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珍惜生命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军队。以色列人成年后必须当兵，男性的预备役要服到50多岁，随时准备为国牺牲。军人在以色列有很高的地位，他们忠诚、能打，打胜仗和不吃亏也蛮有名。可军队又规定，不鼓励宁死不屈，士兵或低级军官被俘后，可以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以此逃避敌方的拷打和枪击，保全好自己的身体和生命，争取时间，等待国家“不择手段”的全力救援，或武力、或交换、或交易，不惜代价救你回家。A女士说，这里有道义，也有犹太人的智慧，因为战争态势是变化的，士兵或低级军官所掌握的军事秘密没有什么价值，而每一位以色列士兵的健全和生命却无比珍贵，他们都有等待他们平安回家的亲人。

这种变相鼓励“怕死”或“做叛徒”的规定却让以色列人不怕死了。A女士说，海湾战争时，她正在以色列大学修学。伊拉克不断以飞毛腿导弹袭击以色列，因各种原因，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硬压着以色列不能用导弹还击，引起了以色列人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他们用“散步”来抗议。何为“散步”？A女士说，就是导弹来袭警报响起时，当她们这些外国人玩命奔向防空洞时，她的以色列同学和老师则毅然走向大街，四处溜达，彼此聊天。最让人感到不解和奇怪的是，海湾战争时，以色列各大城市外出的飞机很空，进来的飞机很满，这是侨居或工作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纷纷赶回家，在危难之时与家人和国家在一起，其中不乏巨富和名流。A女士说，打导弹时，上街可以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名流。这与某些国家一遇到灾难和危险，甚至风吹草动，富人、要人和名流就立马逃离或移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以色列人一般有三个社交圈子，一是公司、单位或学校的，二是军队或准军队的，三是宗教和社区的，在不同圈内，各自的身份常有交错。A女士老公在公司是总经理，他公司的一位清洁工则是他所在准军事团队的长官，出操军训时，这位清洁工一样严格要求他老公，该训就训，不会碍于情面。这也是以色列打通分层社会的一种管理智慧吧。

（作者系新华日报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