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的定都理念及考量

国都，是一个国家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的政治称谓，也是国家级机关集中驻扎地和国家主权的象征城市。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都在一个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选定与建设是关涉国家战略的重大事项，而建都理念则折射出一个国家的主权理念和发展规划。中国历史悠久，王朝众多，历朝历代都建有都城。都城位置的选择对一个王朝的统治具有重要意义。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和一些有识之士，非常重视建都问题，曾提出了各有见地的学说，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的建都思想。

择天下之中而立国

在中国，最早出现并影响深远的是“天下之中”的建都理念。“天下之中”的建都学说是我国首个有关都城选址的理论，在中国都城建设史上占有主导地位。在古代交通落后的条件下，古人认为占据了“中心”就可以控制“四方”，择“天下之中”的建都原则主要出于方便到达各地的目的，有利于形成“四方辐辏”式的政治中心。这一建都原则发轫于先秦时期。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在洛阳一带营建新都洛邑。营建工程由周公主持，建成后的洛邑成为西周王朝经营四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围绕洛邑的营建，周公提出了“天下之中”的建都理论，体现了“择中建都”的区域中心的理念。战国时期成书的《吕氏春秋》也提出“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建都思想。

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建立后，秦始皇“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认为咸阳险固，皇权可以传之万世，但很快覆亡。西汉的著名史家司马迁认为建都宜为“天下之中”，因此在《史记》中说“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隋文帝杨坚则认为，以关中为都，“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晋成都王司马颖以为定都应充分考虑周围的地理形势，认为“淮阳之地，北阻涂山，南枕灵岳，名州四带，有重险之固”。在南北朝和两宋时期，关于建都思想还有“四塞之地”说、“沃土”说、“风水”说、“丧乱”说、“守德”说等，都是一家之言。

“天下之中”是我国古代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建都理论，对古代都城建设、建筑文化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历史上虽然“天下”的版图时有变化，都城形式也不断演变，但“天下之中”的建都理论，长期以来指导着古代都城选址建设以及古代都城空间及宫室布局，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建设。“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都，择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既居中，则需四方拱卫，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皆取法焉”。我国古代都城布局几乎都是以宫殿为中心，以宫城南北中轴线为全城主轴线。这种布局模式正是“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在宫室布局上的具体体现。“天下之中”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影响，“尚中”、“择中”等成为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甚至“中华民族”、“中国”的国家名称都与其有关。

古代王朝定都的考量和权衡

从理论上讲，对于国都的选址应同时具备多种要素。然而实际上很难有完全具备各种建都条件的地方。不同时代的建都通常是综合权衡政治、经济、地理环境等各种要素而做出的选择。从历史上王朝都城选址来看，中国古代社会早期，国都在今西安和河南安阳、洛阳等地互相转换。五代以后，政治重心南迁，其国都又在开封、南京、杭州之间互相转换。自明朝以后，随着中国版图的确定和经济的发展，国都则在南京和北京之间变动。国都在西安时，西安是丝绸之路的东端，便于西扩，汉唐经营西域，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国都在北京，为经略东北、漠北提供了阵地，对于元以后基本确定今日中国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国都在中原或江南时，则国力一般，多属偏安政权。

明朝初期，经过前前后后长达十多年的反复考量，最终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正式下诏“改南京为京师”，南京正式以大明王朝的国都出现在了中国历史上，这是当时定都理念和现实因素的综合考量。南京的地势符合古代风水学说“四象”要求，“左青龙、右白虎、上朱雀、下玄武”，南京四面环山，东面是紫金山，即左青龙；西面是清凉山，即右白虎，南面是雨花台，即上朱雀；北面是幕府山，即下玄武，四象之间平展的谷地，易为皇宫。明初定都南京有着极大的好处：一、从地理因素看，南京有长江天堑作为屏障，易守难攻，并且虎踞龙盘颇具王气；二、从经济因素看，自南宋年间起，我国的经济重心己经南移，至明初，南京地区经济繁荣，财力雄厚，交通发达，具有作为国都的经济优势，能提供雄厚的物质支撑；三、南京是明初重要的根据地，同时文武百官多是江浙、淮右人士，他们支持定都南京；四、明初战乱初定，急需休养生息，若定都于其他地区，需新建都城，劳民伤财，加重社会负担。

朱棣夺取皇位后，开始营建在北方的根据地北京。永乐元年二月，首先改北平府为顺天府，与南京应天府遥相对应。并陆续撤销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及北平都指挥使司，开始设立基本等同于南京六部的行政机构。在教育方面同样也按照南京应天府的建制设置相应学制，在经济与城市建设方面，下令大量移民北京，充实北京人口，增加经济实力。同时积极调集人力物力，为运输物资、营建北京做好准备。永乐四年朱棣正式下令营建北京城，并最终于永乐十八年完成，分三重：最内是宫城，也称紫禁城，城外是皇城，再外为京城。北京营建完毕后，永乐十九年正月初一，明王朝正式迁都北京。明朝迁都北京之后，南北文化交流得以加深，北京真正成为大明王朝的国都。推翻明朝的清王朝也定都北京，统治全国。从地理区位来看，明清时期的北京虽偏居东北部，但交通便利，凭发达的运河和陆路交通体系，沟通连接长城内外、蒙古草原、东北地区等，有利于商货贸易。元、明、清相继定都北京，使北京成为当之无愧的国都。

史家们也从多方面认识和阐述建都的条件。陈建所著《建都论》是中国古代建都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他提出的“三善咸备”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所谓“三善”即“形势险固”、“潜运便利”和“居中而应四方”，并且说“必三者备，而后可以言建都”，还说“洛阳三善咸备”。杨敏文则认为定都“为亿万年太平悠久之基，莫金陵、燕蓟若也。”清代的顾祖禹提出了“头项”说，他把国家比喻为人，而把国都比喻为人的“头项”。他认为陕西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然则陕西之为陕西，固天下安危所系也，可不畏哉。”清代顾祖禹认为，都城确立后，需要从建都原则出发，弥补都城区位的不足之处，加强以国都为核心军事布防建设，保护都城安全。

民国为何定都南京

清朝末年，内忧外患，西风东渐，中国迎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各种社会改造思潮纷纷兴起，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力量，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最终于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响应，并最终推翻了清朝的统治。

武昌起义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1911年11月9日，黎元洪通电各省派代表到武昌，磋商组建临时政府之事。11月11日，已经光复的江苏、浙江两省都督，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议将代表大会放在上海召开。这样就出现了武昌、上海两处都在筹备成立中央政权的情况，经协商，上海代表同意去武昌开会，但仍坚持各省留一人在沪。当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汉口之际，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口、汉阳，大炮架上龟山，湘鄂革命军退守武昌后，形势十分危急。正在这时，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了南京，此举使上海江浙的声势大涨。而汉口、汉阳的失守，则大大削弱了武汉革命中心的地位。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本来就对黎元洪在武汉筹组中央政府心存不满，所以在攻克南京后，他们就以形势吃紧、急需组织中央政府为名，召集各省代表在古都南京开会筹组新政府之事。经过紧张的筹备，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议。孙中山获得十七张有效票中的十六票，高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由沪赴宁，举行就职典礼，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权的诞生，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仍致力于国家的共和之制。1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决定组建北伐军，孙中山就任北伐军总指挥，黄兴为北伐军陆军参谋长。北伐之事，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由于临时政府内外交困，军费匮乏，缺少粮草和枪械，官兵士气低落，北伐受挫，临时政府内部妥协的声浪越来越高，就连孙中山最亲密的追随者也不主张再战。胡汉民对孙中山说：“袁氏有靠山，政府无法与之匹敌。袁氏出来，可维持国家秩序，平息动荡局面。”

北方的袁世凯利用革命派急于妥协的心理，加紧操纵南北议和的进程，要求清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解散，提出“优待清帝”的建议，想用重金换取清帝的退位，并给予极高的待遇。这个条件提出后，遭到孙中山、黄兴的驳斥，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但是伍廷芳、汪精卫等人则认为，只要达到共和目的，不必计较太多。最终各方同意给予清室优待条件，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

为履行诺言，清帝退位后的第二天，即2月13日，孙中山就前往临时参议院提交了临时大总统辞职咨文，面向全国，正式宣布，清帝“宣布退位，赞成共和，承认中华民国，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本总统誓言，辞职引退，为此咨告贵院，应代表国民之公意，速举贤能，来南京接事，以便解职”。孙中山辞去总统之位后，袁世凯利用“北京兵变”的借口，在北京就任大总统之位，再次把北京定为国都。随着袁世凯后来称帝的倒行逆施，全国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之中。

孙中山开始了南下护法的革命历程，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开始了北伐的征程。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国民革命军先后通过东征、南征，消灭陈炯明、邓本殷为首的地方割据军阀势力，统一了两广，随后开展北伐，沿途攻占福建、江西、湖南、湖北、江苏等省份，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因为这里是中华民国的开创之地，是国民政府的势力所在之地，更是孙中山先生的长眠之所。1928年12月，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全国统一，南京再次成为全国意义上的国都。

孙中山曾在《建国方略》中称赞道：“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按照其生前遗愿，在南京紫金山择址兴建中山陵园，这一举措对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举行奉安大典，在南京首先修筑道路，并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称为中山大道。这些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成为南京的主干道。这直接改变了南京的城市功能布局。在此之前，南京城市轴线都是以宫城作为原点，在中轴线的两侧，对称排列着重要的官府机构。而为了举行奉安大典修建的城市中轴线，即中山大道，近似“之”字形，其设计原点是中山陵，并不是民国时期的最高权力中枢国民政府。这改变了中国历史上以王朝政治中心为城市中轴线的传统理念，也改变了南京城市中轴线呈南北走向的格局。

（卢立菊，南京孙中山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付启元，南京市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