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政治决策的困境

发布时间:2017-10-30     稿件来源:《群众》(下半月版)     作者:徐 清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孕育了众多政治和经济理论,但如今却屡屡陷入政府决策的困境之中,众多理论仿佛在现实面前集体“失效”。2016年美国《时代》周刊刊文指出,近年来,导致欧美国家混乱现象的背后是“政治瘫痪”,这“已经成为解决西方问题的主要绊脚石”。

反复性与妥协性

反复性与妥协性是西方国家政治决策中最常见的问题,这是其政治体制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以欧洲福利国家改革为例,过高的福利开支给国家、社会和企业带来沉重的负担,必须通过改革降低福利制度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确保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但改革往往面临反复性与妥协性。

改革的反复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政党内部对改革的反复。特别是在政党的领导人更迭、该党在一些重要的选举失利时,党内就会发出要求放慢改革步伐,甚至修正改革措施的声音;第二,当政权出现更迭时,新的执政党会对改革做出调整;第三,当经济形势好转时,停止削减福利的呼声就会出现。改革出现反复会导致不良的后果。首先,改变和打乱市场的预期,不利于经济活动在一个稳定的政策环境下健康运行。其次,改革出现反复不仅仅会抵消原有的改革成果,甚至还会倒退到改革之前的状况。最后,改革的反复性是缺乏改革定力的表现,会削弱民众对改革的信心。

改革的妥协性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党内不同派别的妥协;第二,不同政党之间的妥协,既包括执政联盟内部,也包括执政联盟和在野党之间的相互妥协;第三,政党与重要的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妥协,例如雇主协会、工会组织等。妥协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是不可避免的,妥协的目的是为了照顾各方利益,只有经过妥协才能够扩大改革的支持度,但妥协往往也造成改革的力度被削弱。花费了时间和精力,结局却并不一定好,这就是西方式的民主决策难以走出的困境。

“理性预期”与非理性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经济开始陷入“滞胀”局面,力证“政府失灵”确实存在的理性预期学派应运兴起,它以理性预期的方法抨击凯恩斯宏观经济政策的无效性,盛极一时。该学派认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会最大限度地利用所得到的信息,做出合理而明智的行动,包括预期到政府未来可能出台的政策,人民对此分析和判断,于是采取事先行动。这样一来,政策设计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导致政策出台后作用无法发挥。然而,这样的“理性预期”却可能在实践中带来非理性行为。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主权债务问题凸显,因政府赤字过多,财政预算无法获得国会通过,美国联邦政府的非核心部门甚至在2014年关门16天,南欧一些国家更是陷入旷日持久的“债务--通缩循环”中。从代际的角度上看,政府通过举债的形式分配给当代人的转移支付,必然由下一代人通过税收的形式偿还。据李嘉图的“等价定理”理论,举债和征税这两种政府筹款方式具有一样的本质效果。按“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当代人既已预期到这种代际关系,为了减轻自己后代的纳税负担,必然会理性地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况且,在向当代人征税、激起民怨,和向下一代人举债维持当代人的福利之间,由于下一代在当代没有选举权,所以政府仅出于选举的需要,也会天生倾向选择举债,而非征税筹款。于是乎,基于上述学派为政府举债提供了极为“乐观”的理论依据,各种经济刺激计划、减税、社会福利成为众多政党在选举中的必然主张。

然而,事实却是:当代人却没有那么地“理性预期”,既不会约束自己的消费行为,也不会为下一代的赋税着想;政府也没有那么地“理性预期”,每届政府只想实施举债的政策,不想实施征税的政策。长此以往,政府债台高筑,却无人愿意为此埋单。

趋同性与极端性

西方国家的政党是以获得竞选胜利为首要目标的,这就决定了政党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要尽可能多地获得民众的支持。由于民众有不同的偏好和立场,有的偏左,有的偏右,政党只有选择持中间立场才能吸引多数选票,这就是著名的“中间选民定理”。尤其是在两党竞选的情况下,选择中间选民的立场而提出竞选纲领则是最明智的。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一定时期内其政治主张日益相似,两党政策界限日益模糊就是例证。

在选票导向的政治决策中,“中间选民定理”为政党行为指明了方向,但也会造成不少问题。首先,中间选民的普遍代表性受到削弱。例如不少欧洲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中间选民的年龄也随之增长,政策的选择就会偏向老人的利益而忽视年轻人。第二,中间选民的立场一般较为保守和温和,不希望出现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如果只为赢得选举而拘泥于中间选民,就可能会丧失改革的机遇或者延迟应有的改革。第三,中间选民的立场难以准确观察,且投票积极性远低于立场坚定的“铁票”,只能通过民意调查和抽样分析得出,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偏差。第四,社会分化有利于极端思潮的滋生与蔓延。在近年来的大选中,西方多个极右翼政党崛起,通过选举在国会占有一席之地,甚至存在问鼎的优势,不仅因其选举策略善于调动选民情绪,更说明其偏激的政策主张直击社会痛点,迎合社会上的民怨情绪,即普通民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满、对政府的不信任、对自己乃至子孙后代未来的不安感与日俱增。充满民怨的社会,其中间选民的数量必然会减少,甚至可能不再具备代表性。最后,由于不同的政党均以中间选民的偏好来制定政策,就会出现政策的高度趋同,导致选民政治参与的意愿下降,趋同性越高,选举的投票率就越低。

正是在上述情况下,趋同性造成了极端性的产生。特别是在三党(两个大党和一个小党)竞选中,由于两个大党政策趋同,小党往往选择一个极端的政策来集中争取某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当两个大党的传统支持者因为大党政策趋同而放弃投票时,持极端立场选民的投票率上升,使原本无法左右选举结果的小党脱颖而出,尤其是当一个大党不能单独执政,要与小党联合执政时,小党的地位就得到了快速提升,这就产生了“小党效应”,导致大党的政治行动和决策能力也被削弱。近年来,欧美国家屡屡发生的“黑天鹅”事件让一些非主流和激进立场占据了上风,从而导致政党在政治决策中陷入了选中间还是选极端的两难。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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