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协商催生基层社会治理新变革

近年来，社会治理已成为横跨政界和学界被高频使用的词汇之一，它所释放的参与、合作、回应和高效的理念不仅对高度市场化的西方国家有积极意义，对正在同步进行经济和社会转型的中国更有实质性的变革价值。但是，当社会治理嵌入中国，特别是基层，遭遇到协商转向和移动互联网的双重叠加：集协商民主和社会治理理念于一体的协商治理，为社会治理的操作化路径及合法化通道带来了先机；移动互联网产业的井喷态势，让许多有意愿、有能力的社会主体积极通过在线参与社会治理活动。作为一种崭新的基层治理理念和路径，在线协商正逐步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推广应用。

以在线协商治理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治理新理念，不仅仅是概念的创新，更呈现出三种变革，即组织变革、模式变革和公民变革。

组织变革。移动互联网下政府被敦促扮演更积极主动的角色，开启新一轮的组织变革。社会治理原本强调政府更多“掌舵”、更少“划浆”，以及社会多主体的共同参与，而移动互联网这一爆发性的技术变迁，使得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组织中的主导角色之一，被率先要求保持在线服务、即时回应和移动跟进等，甚至要求“在服务水平上，电子治理承诺全天24小时提供全天候服务，每周7天，更多的可达性，以及无需访问其办公室即可获得政府服务，以及减少服务成本”。这使得倡导扁平化的社会治理组织架构中，政府的角色更为敏感、更显重要。美国政府强调“电子政府在联邦服务中的作用”；加拿大政府在1999年即强调“2004年前加拿大政府要迈向线上，所有公共服务实现在线”；英国政府在电子民主的探索过程中“鼓励公民通过互联网输入信息，所有有效提案均纳入在线协商框架”。因此，即便号称“小政府”的西方国家政府，在社会治理的在线化进程中也丝毫不敢怠慢。中国政府的在线化历经PC端的网络问政、移动端的政务微博、政府微信公号等三轮电子化后，移动大政府和电子大政府的形象逐渐突显。

模式变革。社会治理在全球都还未有特别有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之下，移动互联网大潮将社会治理推向了在线模式，于是各方关注的公共事务、公共问题一旦上线，会迅速吸引多点、多对多的交流，即便政府也在线并在同一场域，政府也不是万能的，它只能代表其中一个主体，而公共事务的商讨及公共问题的解决需要多点协商来完成。以往社会治理所强调的合作、协商、伙伴关系，以及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理念在移动互联平台下被操作的频度更大、所涉的内容更广泛，即便不一定都能协商成功，但各方卷入的程度以及获得的协商习惯都将被沉淀下来，并逐渐建构成在线协商资本。同时，一直制约协商治理推行的规模化难题在移动互联平台上获得了极大改善。在“面对面社会”，30人左右的协商已属较大规模，然而，线上协商可组织超日常规模的协商。如果未来能适度控制“声音芜杂”“沉默大多数”等问题，那么在线协商治理将承担社会治理在线化进程中重要的模式变革职责。

公民变革。在线社会治理的最大主体是公民。公民在线生活的大部分场景是公共的、互动的，与工业化、城市化下的公民相比，走向信息化、电子化的公民，其最根本的差异是公共生活的无限量增加。移动电子终端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选择都有可能进入公共生活，即便是在线的消费生活或闲暇生活，都因信息的共享和低成本连接，每一个公民主体增加了分享和表达的机会，这些对公共意识的培育和公共参与的增进都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也就是说移动互联网下公民成长的速度可能连其自己都不能想象，并且他们之间互动的对象跨越了正式组织、熟人圈和居住地，甚至跨越种族和国家等。即便是碎片化、原子化的公民个体，只要对正在发生或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感兴趣，他们都可以随即找到合适的移动互联平台进行临时集结、协商合作，并发出多元的声音。因此，移动互联网下的公民正经历快速变革，被称为“电子公民”，他们嵌入公共生活的频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任何一个时代，也正自主建构有无限想象空间的“电子社会”。

上述三种在线社会治理可能带来的变革，若嵌入基层，又将增加其在地性和本土化。特别是近些年基层政府除了一般性的政绩冲动外，还增加了来自各种途径的创新需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出自互联网。从网民诉求基层政府即时回应开始，当诉求触及更深层次的治理内涵，“电子政府”与“电子公民”不得不或者更乐于在移动互联平台上展开协商，在线协商治理由此形成。对基层而言，以多阶层居民共同参与、在线商议公共事务为主要形式的在线协商治理模式可以突破长期困扰的公众参与不足的问题，尤其改善中青年群体缺位基层公共事务的现状。同时，在线协商让基层政府可以随时连接公民、服务公民，既节约成本又提高效率。因此，基层各部门正积极地广泛地推广实践，当然也包括试错。

在线协商治理模式一旦启动，各方参与者就发现可以转移到在线协商的问题几乎无处不在，顾不上谁先发起便开始了在线协商程序。在线协商将社区多元主体凝聚到线上，辐射到线下，相比单一的线下社区权力分隔，有了更多互动、互助和共商、共赢的机会，基层治理的版图也随之扩大，而这一趋势正引导基层社会治理向三个方向演化：

从网络问政向“在线助政”演化。以PC机为终端的互联网起步阶段，政府通过官方网站或微博向百姓打开了网络问政的通道，但在这一阶段，百姓只能有事上网咨询、有问题在线求解，并不能形成即时互动，更不要说在线协商。移动互联网时代，包括政府和民众在内的多方治理主体同时共在一个社区微信群里，从家长里短到公共事务，只要愿意均可共话协商。政府面朝民众倾听诉求、有问必答，居民从小事问政，到习得与政府共商大事的能力。这样的双向沟通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即便偶尔有误会、有冲突，但各自的成长相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显性和快速。久而久之，政民共处越频繁、越深刻，政府越趋开放、亲民，而民众的在线助政也愈加可期。

从单边行政管理向多方协商治理演化。在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下，其实政府本身也并不希望发展为自上而下的单边行政管理模式，也希望借力共商，但若要多方加入、多元发声，如何共治以社区为主体的基层在线协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多方协商共治的场景，看似每天的共在共处没有剧本，也不会提前设计好剧情，但政府或民众轮流切换主演，面对各类公共事务，只要有人动议即会纷纷在线表达发声，即便不会立即有结果，但其体现的程序正义、平等互助和互为回应的一幕幕都烙在各自的心中，相比地域范畴内的小社区，在线协商所展演的恰好是多方协商治理的大戏。

从基层在线治理向电子政府的演化。类似像基层在线协商治理模式一样的探索能否导向更宽泛、更具变革意义的电子政府后者并不仅仅意味着政府对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即“互联网+政府”，而是在技术支撑下，政府与民众时时形成良性便捷的在线互动，由政府引领的治理从服务、供给到吸纳、改进，形成自如的线上线下循环。无论是在线质询，还是在线协商都成为政民互动的常态，但这有赖于全社会共同参与、实验、探索、实践。

（作者分别系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