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唐的万国来廷说起

唐朝是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极盛时期。翻开唐代地图，环视当时的神州大地，便能感受到一股浓浓的对外开放气息。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操着不同语言、穿着不同服装、有着不同肤色的外国人。都城长安已是国际著名人物的荟萃之地。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外国船只和商人经常出没。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师子国、大石国、骨咄国、白蛮、赤蛮等来往居住，种类极多”；泉州则是“船到城添外国人”“市井十州人”“还珠入贡频”；扬州街上商贾云集，由波斯、大食、新罗、日本等地商人经营的珠宝业、香料、药品业，十分兴旺。这些外国人不仅活跃于都城长安、东南沿海的港口城市，以及内地的一些都市，而且出入唐廷的一些部门、学校、贸易场所与寺院。他们中既有落难的外国王侯、肩负着不同使命的各类使节，也有“登唐科第语唐音”的外国留学生、官吏；既有来唐传教、求法的僧侣，也有来唐逐利、卖艺的商贾、艺人。

其次是名目众多的异域他国物品。据史籍资料不完全统计，当时唐朝境内流传的外国物品有100多种。如矿物中来自日本、波斯的琥珀，来自吐火罗的玛瑙、出火水精；植物中来自新罗的人参，大食的龙脑香，天竺的郁金香；动物中来自百济、新罗的果下马，林邑、波斯的犀牛，波斯、大食的狮子；手工艺品中来自百济的明光铠，新罗的金总布，日本的彩帛、木棉，等等。这些来自异域的物品如高丽的金鹅、新罗的鹰、林邑的犀、诃陵的樽、吐火罗的驼鸟、波斯的狮子，不仅在宫殿里随处可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贸易的进行，也出现于商业都市与民间。

再次是随处可见的异域风情。骠国乐团在唐廷的演奏，源自中亚地区胡腾舞、胡旋舞在唐土的流行，马球运动的开展，以及胡食在长安等地的流行，无不刺激着唐人的神经。在宫殿，一些奇异的着装、游戏、歌舞表演深深地吸引着皇亲国戚与王公大臣；在民间，平民百姓也能时常见识域外风物、品尝他国食品。“女为胡妇为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服盛行，妇女都爱着胡服、胡帽，并时兴跳胡旋舞、胡腾舞。源自西域的“马球”传入唐后，上自皇帝，下至一般大臣，无不酷爱好之。唐玄宗、唐僖宗的球艺尤为精湛。“上好击球，由是风俗相尚”。当时不仅皇宫中设有球场，而且长安“街里”也出现了打球场面。此外，当时长安还流行着胡食，其品种有胡饼、毕罗（抓饭）、烧饼、搭纳。有从外国传入的酒，如从波斯传入的三勒浆，等等。

身处其时、浸润其中的诗人们，以其敏锐的感观、饱蘸的笔墨，描述了“万国来廷”的盛景。唐太宗时期是“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唐玄宗“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梯航万国来，争先贡金帛”。如果说，诗人们的描述有些夸张，那么史家笔下的记载应接近实际。在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重要史籍中，对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和地区皆有详细记载，数量多达“七十余蕃”或“七十二国”，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等地。

唐代对外之所以自信包容、大气磅礴、光彩夺目，就在于“家治户足”的强实国力。翻开唐朝地图，环视当时的神州大地，便能感受到一派繁华似锦、民富国强的勃勃生机。

第一，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农业生产一片繁忙。生产工具的改进、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粮食单位亩产量的提高、农业经济区域的扩大，是唐代农业发展的显著标志。如当时粮食平均亩产量不少于一石，合今一百多斤；最高产量则达一钟，合今六百六十斤。土地也得到了很好的开垦和利用。不仅中原地区垦地兴盛，而且边远的东北营州、西北凉州、西南贵州等地区都有较大的进展，“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到天宝年间，天下垦田数便达一千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顷十三亩。

第二，手工业品，琳琅满目，技艺精湛。唐代无论是官营手工业，还是民间手工业，生产技术都有显著提高。纺织业、印染业、造船业、冶铸业等手工业部门，不仅分工细、制作技术高，而且已突破中原地区深入到岭南等边远地带。品种众多，式样别致，技艺精湛。当时长安广运潭就聚集着来自各地的各种手工业品，琳琅满目。

第三，夜市草市，星罗棋布，商业兴旺。唐代市场无论在经营时间，还是在经营地域上都较前代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为都市的繁荣、夜市的大量出现和草市的兴起。且不说当时长安、洛阳、成都、广州的商业繁华，就是扬州、楚州、苏州的夜市也是十分繁忙，“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连樯月中泊，千灯夜市喧”，便是三地的真实写照。另外，像杭州、洪州、荆州、成都等地的商业活动也很繁忙。在水陆交通要道及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了大量地方市场，如江淮草市、赤壁草市、沙头市、彭州建德草市，等等。

第四，人有余力，百姓殷富，海内富实。贞观年间，“东至于海，南极五岭”，则是“天下大稔、外户不闭，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的繁荣景象。开元时期，更是一派四方丰稔、百姓殷富、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勃勃生机。“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当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动以万计，”长安、洛阳地区的国家粮仓堆积如山，甚至“陈腐不可较量”。

“国于大地，必于其立。”交往与开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但它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的进程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表现的形式和产生的作用有所不同，而采用什么形式、发挥多大作用主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通俗地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国力。唐朝雄厚的国力为其盛大的开放提供了保障、搭建了平台。而立体、多元的开放则为唐代经济社会发展繁荣注入了生机和活力。愈强盛愈开放，愈开放愈强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唐代雄厚的国力不只是国库的财力，而是“百姓殷富”“人有余力”。唐代民众之所以普遍殷富，在于唐朝实行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富民之策。唐太宗深知“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如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常常警告那些聚敛邀功的官吏“税纳逾数，皆系枉法”，不要过多地盘剥百姓。武则天不仅“劝农桑”，重视农业生产，而且“薄赋徭”，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对“逃户”还乡，则给予借种子、免二年租税的优惠。唐后期明确禁止“税外之税”，除两税外，“敢有加敛，以枉法论”，等等。这些宽宥、优惠的政策、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让百姓得到了实惠，为国富奠定了基础。

民不富，国难强；国不强，开放哪有底气？只有藏富于民，国家才能富强；只有“上下俱富”，国家才能有力开放。聚焦富民，让百姓富起来，真正有获得感，既是发展改革之本，也是对外开放之需。

（作者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