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发出最强音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70周年。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人民迎接新中国诞生的前夜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全会提出了推进中国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深入分析了革命胜利后的基本国情，及时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政策方针和各项具体任务，作出了正确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重大决策，绘就了新中国的基本蓝图，为夺取全国胜利，建立、建设新中国，对全党做了充分的政治、思想上的动员和准备。

七届二中全会清晰、深刻认识到中国社会历史方位，紧抓中国革命的历史机遇，实现了党的历史上第二次工作重心转移。

对历史方位的正确把握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27年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党的工作重心和工作中心放在城市。在这期间，我党肩负着拯救国家与民族之重任，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展开了殊死斗争。但由于我党处于幼年时期，受苏共教条主义影响，没有正确分析国情、认清自己所处历史方位，坚持“城市中心论”，从而遭受重大挫折。

从1927年秋至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次城市武装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冷静分析形势，正确研判历史方位，将秋收起义部队转移至农村，于1927年10月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块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此后，各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工作中心由城市暴动转移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转变，这是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第一次转移。

1947年5月，刘少奇、朱德抵达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1948年4月、5月，周恩来、任弼时、毛泽东相继抵达。周恩来说，西柏坡是中国共产党进入北京、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迅速推进，我党所处的地位和面临的形势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从局部执政即将转变为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执政；二是工作重心即将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三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并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任务，这个重大问题迫在眉睫地摆在了党的面前。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及时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在“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召开的党的全会，是被誉为“铲地基”并筹划“起房子”的全会。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所作报告中，再一次对中国革命所处历史方位作了正确分析和认识，提出了崭新、明晰的思路。他明确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同时，党的工作中心随着工作重心的转变由革命战争转向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

七届二中全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地判断了党的历史方位，制定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崭新国家的历史转折时期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从能否巩固新政权的高度向全党发出努力学习的号令，突出强调全党要加强学习，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学会管理和建设城市，要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从而拉开了我党历史上第二次学习活动的序幕。

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毛泽东不仅自己在戎马倥偬中手不释卷，而且一直高度重视全党的学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拉开了全党第一次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并成功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动。延安时期开展的党内第一次学习运动从1938年到1945年，历时近7年。

七届二中全会前后，为适应新的形势要求并切实承担起建设新中国的战略任务，中共中央领导广大干部再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习活动。

纵观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和总结、决议，这个学习号令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第一，必须学会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作为今后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对敌军事斗争的方针。天津方式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它“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但是，我们要学会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决不能忽视北平、绥远两种和平解决的方式，“各野战军领导同志都应注意和学会这样一种斗争方式”。后来的历史证明，正是按照毛泽东所提三种斗争方式，特别是人民解放军学会了和平解决的方式，推动了湖南、云南、新疆等地的和平解放，以最小的代价迅速赢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二，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全会决议指出：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在领导城市人民的斗争时，“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第三，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全会决议指出，“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要求全党通过学习，提高“维持政权”、巩固人民政权的能力。第四，必须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特别重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48年底在西柏坡创办了高级党校及马列学院。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讲话中，再次提到要重视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还要求党员干部要有针对性地读书，读马列的书，并列出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联共(布)党史》等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目。

毛泽东在全会报告中热情地鼓励全党：“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七届二中全会开启了党在重大转折时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号召全党同志开展学习活动的先河，巩固了我党重视学习、善于学习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七届二中全会未雨绸缪，防微杜渐，着眼于党风党纪，从思想、作风、组织、制度、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和各级党委会应该遵守的“十二条工作方法”等一系列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思想，充实、丰富和完善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本内容，为保持党的纯洁性，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打牢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我党第一次明确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标志着三大优良作风的正式形成。

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发扬优良作风，艰苦奋战，通过三大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新的胜利面前，我们党并没有居功自傲、自我陶醉，而是冷静思考，继续发展并不断实践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其重要成果就是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两个务必”“六条规定”和“十二条工作方法”等思想，从而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进一步充实、丰富和完善。

第一，七届二中全会从政权建设的高度，明确告诫党内可能出现腐化变质的风险，强调全党继续保持“两个务必”优良作风的极端重要性。1944年，毛泽东对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高度赞赏，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进行了关于“人亡政息”周期律的著名谈话，这两件事都先后引起了毛泽东对于如何谨防李自成的悲剧、如何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深层思考。毛泽东在一次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党所面临的危险，提出了应对这一风险的策略。首先，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胜利面前党的内部可能滋生的“四种情绪”。毛泽东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第二，毛泽东分析并提出要预防来自外部围剿的一个重大考验，即“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第三，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三更”性质，即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保持乐观情绪和高昂的斗志，发扬“长征精神”，“万里长征不停步”，从万里长征第一步的“序幕”走向历史舞台“长剧”的“高潮”。第四，毛泽东高瞻远瞩地向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敲了警钟，提出了全党同志必须做到“两个务必”，即“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二，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六条规定”建议，规范领导干部行为，预防腐败产生。3月13日，毛泽东在全会上告诫全党“力戒骄傲”，并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进一步提出防止资产阶级腐蚀、反对突出个人的六条规定，即，不给党的领导祝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不要把中国的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这些建议每一条都简明具体，是针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目的在于让高级领导干部树立好的领导作风，严立思想防线，率先垂范，积极带头防止腐败。

第三，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各级党委会应该遵守的“十二条工作方法”。为了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在全会总结报告中，毛泽东系统讲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内容包括：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互通情报”；“不耻下问”；学会“弹钢琴”；要“抓紧”；胸中有“数”；“安民告示”；“精兵简政”；“五湖四海”；力戒骄傲；划清两种界限。“十二条工作方法”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既是对以往党的工作方法的总结和规律的深刻揭示，又是面对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对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出的新要求。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当时的新形势、新环境，从思想、作风、组织、制度、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为我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和实践经验。

（作者系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教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江苏文史研究》编辑部主任）

责任编辑：张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