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廉政教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史，在长期的治吏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廉政教化机制。弘扬中华文明重视廉政教化的优良传统，借鉴中国古代廉政教化的有益做法，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廉政文化建设，营造浓厚廉洁氛围，无疑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入仕前的廉德养成

抓早、抓小是中国古代廉政教化极其鲜明的特征。“学而优则仕”，读书、考试与做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将廉政教化关口前移至官员读书求学阶段，以收幼学如漆之效，从而为日后从政打下厚实的廉德基础。主要通过对教学内容与考试内容的控制来保证廉德的养成，并形成制度。

教之以儒学。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以后，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也成了学生的必修课程。在“太学者……教化之本原也”的思想指导下，自汉至清，《诗》《书》《礼》《易》《春秋》即“五经”一直被钦定为官学的正规教材，宋代以后又增加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即“四书”。以儒家经典作为教材，意在寓廉德养成于知识学习过程，在不知不觉中养成君子品德。儒家学说强调人的德性修养，其中许多思想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是为政以德。德与法虽同为治国之二柄，然相对而言，德更具有基础性作用，正如白居易所说：“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中国古代特别重视道德这种“内心立法”的建设。二是克己自省。德如此重要，如何培育德呢？克己自省就是修养之路。孔子讲“克己”“修己”“自戒”“自讼”“自责”“约”，孟子强调“养性”“养身”，宋明理学家主张“尊德性”。三是慎独。《礼记》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头顶三尺有神灵，无论如何隐瞒都难逃天神明鉴。四是修身。儒家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品德修养和仕途晋升的规律，强调从我做起，从养德做起，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五是崇义。在义利关系上，儒家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六是贵廉。孟子高度重视廉耻的重要性。《礼记》说：“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七是重民。孔子主张爱民。孟子认为“民为贵”。《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八是成仁。儒学主张“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道义遭到邪恶亵渎时，鼓励人们勇敢地维护道义，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总之，儒学经典中饱含了深厚而丰富的道德修养思想。以儒学经典作为必修课程，有利于让学子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高尚道德熏陶，培育君子人格。

考之以廉德。中国古代将儒学经典以及有关廉德的内容列入考试范围。汉代太学的学生必须精通一经，经考试合格后授以官职。隋代首创科举考试，秀才、明经、进士诸科并立。隋唐明经科的考试内容出自《礼记》《左传》《尚书》《周易》《诗经》《周礼》《仪礼》《论语》《孝经》等儒学经典。明经又因所考内容，分为三经、五经、三礼、三传等类。明经通常考三场，先考贴经（类似填空），次考墨义（类似默写课文），最后考时务策（类似时政）。元朝考试在“四书”中选题，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答案。明清时期的乡试、会试，命题只准用“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将儒学经典列入必考范围，既是其作为教学内容的逻辑必然，又可以通过考试这一刚性的制度约束保障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掌握，有助于打牢日后廉洁从政的道德根基。通过鼓励办学推进廉政教化，使廉政教化与学校教育融为一体，实为中国古代教育的一大特色。

入仕后的廉政教育

官吏上任后，手握或大或小的权力。其廉洁与否，会直接造成不同的施政后果。因此，进一步加强廉政教化显得更为迫切。

常训诫以收春风化雨之效。首先对新任官吏，皇帝常亲自接见，谆谆告诫。如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新选了一批守令前往中原任职。临行前，他在发给守令们一定数额养廉银的同时，一再叮嘱他们“简役省费”“劝孝励忠”，争做“循吏”，切勿“渔民以自利”。他还推心置腹开导来朝的地方官，“若移其作奸之心以为善，何事不成？国家俸禄如井泉，汲而不竭。彼不思守法以保之，虽积钱充屋，一旦事觉，皆非己有”，提醒百官“鉴彼前非，勉于为善，则永安禄位矣”。其次通过送箴言、刻石铭、著书立典、谈心等方式劝谕官吏。五代十国后蜀君主孟昶曾给地方官吏24句箴言。后来宋太宗摘录其中“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四句，亲手书写，赐给州县，立于衙门大厅，称为“戒石铭”。朱元璋甚至将自己的日常训辞编入《大诰》。一些帝王与股肱之臣促膝交谈，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吴兢《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与大臣们的一次谈话，令人感慨：“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天非不高，地非不厚，朕常兢兢业业，以畏天地。卿等若能小心奉法，常如朕畏天地，非但百姓安宁，自身常得欢乐。……大丈夫岂得苟贪财物，以害及身命，使子孙每怀愧耻耶？”最后要求各级官吏特别是朝廷重臣管束好子女。唐太宗认为，功臣子弟多是凭祖、父之荫而得大官，很少有才行，因此，他反复劝告大臣们约束子女。明太祖朱元璋鉴于诸子们生于后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百姓之劳苦的现实，带着皇子们深入村头农家，体验农民们吃粗粮、住茅棚的艰辛生活。

表循吏以弘清正廉洁之气。中国古代十分重视嘉奖良吏，传播正能量。如开皇元年（581年），岐州刺史梁彦光治州有方，“廉慎之誉，闻于天下”。隋文帝颁令全国，予以表彰，又奖励小米五百石，赐御伞一把，以资鼓励。又如明初山东济宁知府方克勤清廉爱民，被省宪考为“六府之最”，朱元璋也夸他“善治民”，遂“赐宴仪曹”，倍极荣幸。为廉吏立传也是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二十四史中关于循吏、良吏的传记，宋人费枢的《廉吏传》，都是为清官们立下的德政碑。

惩恶吏以肃贪污不法之风。中国古代善于运用反面典型进行廉政教化。宋太宗时，侍御史赵永嗣隐没官钱，被处弃市极刑。宋太宗及时抓住这一典型，下诏各道转运使将此案“布告州官以儆郡吏，揭于所居官舍之壁”。乾隆十八年（1753年），黄河决口江苏铜山境内，灾情惨重。当听说河款有被侵贪嫌疑时，乾隆震怒，立即下令严查，结果很快证实治河拨款积年亏空十万余两银子！事实查明，乾隆下令将主要责任者何煨、张宾在灾区当众处决，其他治河官员革职治罪，勒令历任治河官员一年内如数补齐亏空的巨额银两，否则处斩。乾隆查处本案动作迅速，公开处理，震动极大。

作表率以净官场政治之态。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下，最高统治者的一举一动在官场都有着巨大的示范效应。在历史上以节俭著称的隋文帝努力克制自己的物质欲望，凡穿的衣服，用的物品，坏了即补，补好再用。他禁止地方向朝廷敬献珍玩犬马，还将乐工全部遣散。流风所及，连后宫嫔妃们也不涂脂抹粉，国内男子都以穿布帛为荣。此外，一些封疆大吏如海瑞、于成龙等自持清廉，也或多或少净化了官场政治生态。

中国古代的廉政教化将入仕前的廉德养成与入仕后的廉政教化一以贯之，有着“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功效。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一些缺憾，但也确曾培养出了不少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执法如山、为民请命的清官廉吏，其精华值得珍视和借鉴。

（作者分别系唯实杂志副总编、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政社教研室常务副主任）

责任编辑：张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