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是唐朝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他在安史之乱后执掌唐朝中央财经大权前后约二十年，实施一系列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晏一生历四朝，与春秋的管仲、战国的商鞅、西汉的桑弘羊、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齐名，史学家将其合称为“中国古代六大经济改革家”。
“以转运为己任”，改革漕运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果断起用刘晏，把他从地方调至朝廷，担任中央理财领导工作。《旧唐书》载，“晏受命后，以转运为己任，凡所经历，必究利病之由”。刘晏上任后深入一线，亲自勘察汴水，积极调整漕粮运输方式、提高运输效益。
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经济遭到毁灭性破坏，国家财政主要仰给于江淮地区，而纵贯南北，沟通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水系的汴水成为东南漕粮运往京师的大动脉。但汴水荒废已久，漕运被迫从长江、汉水运抵梁州，绕道险阻，劳财费力。刘晏在给宰相元载的书信中力主疏通汴水，提出了疏浚汴水的宏大方案并付诸实施，很快整个运河系统畅通无阻。接着，刘晏着手改革漕运制度，把民运改为官运。过去漕运百姓出钱、出力、出船，无偿劳动，还受“船头”欺侮，效率极其低下。刘晏“不劳丁男，不烦郡县”，将民运改由官府出资造船并出钱雇佣船工水手，既免除了以往强制的无偿劳动，又保证了船工水手的经济收入，漕运积极性大为提高。他根据自然水势将漕运河道分为四段，在各交接处设置粮仓，漕船上段不入下段，将粮食在各交接点分别交换，上下一体，互相促进。漕船组织，每十船为一纲，每纲350人，每船35人，5人撑篙，30人负纤，另有人“执标指麾”。刘晏还对运输10次不出安全事故者予以重奖。从河道的疏浚、漕船的制造、粮仓的修建，到船工的招募、重奖，刘晏对漕运进行一系列改革。漕运时间由过去的八九个月缩短为四十来天，效率提高了6倍之多，斗米运费降低了四分之三，“人以为神”，史家惊叹“自古未之有也”。大批漕粮源源不断地运往长安、洛阳，“每岁运米数十万石以济关中”，解了唐朝中央政府的燃眉之急。
“以养民为先”，扩大税源税基
刘晏认为要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首先在于发展生产，培养税源。《资治通鉴》载，“晏又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常以养民为先”。
刘晏深刻认识到，政府税收以百姓收入为前提，否则税收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扩大税源税基，必须“以养民为先”。他反对横征暴敛，提出了“养民”就是“养税”，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发展生产，以发展生产作为增加收入的先决条件。同时，宽免无法缴纳的赋税，减轻百姓的负担，以休养民力，安定百姓生活。他所采取的一系列理财措施，特别是在盐政的改革上，清晰地体现着养民思想。刘晏改革盐政，变官府直接专卖为间接专卖，采用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形式。政府在各地设立盐场，亭户自由安排食盐生产，政府通过技术指导、生产工具供应刺激煮盐民户迅速增加食盐产量，所产食盐由政府统一收购，再将收购的食盐加价后卖给商人，由商人把食盐运销全国各地。政府则通过加强缉私，积极支持合法纳税的食盐扩大运销。如此产销两旺，食盐产量和销量一翻再翻，盐民和盐商的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在改革盐政之初，唐朝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为400万缗，其中盐利收入仅占60万缗；盐政改革的第三年，唐朝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达1200万缗，其中盐利收入就达600万缗，占了近一半。与盐利收入猛增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人无厌苦”。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盐利的增加主要是建立在盐民盐产收入增加、盐商销售收入增加的基础之上的。
善用经济手段，使“人不怨”
刘晏理财是在国家财政危机、民不聊生的极端困难情况下进行的。他在税收政策上，提出了“知所以取，人不怨”的原则，既要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要使百姓不感到负担沉重，即应以不引起人民广泛不满而为最高限度。
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如何做到“人不怨”，并非易事。一度接替刘晏执掌唐朝财政大权的宰相元载，为了筹措军国需用，强制江淮农民一下子缴清八年欠租，百姓不堪负担，民怨沸腾。与元载相异，刘晏则广泛运用经济手段，取人于无形，“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刘晏的办法是：在农业赋税之外，采取财政与经济相结合的手段，在常平业务中揉进买卖经营以谋利，并将经营范围尽量扩大。其结果，“人不加赋”，却使“朝廷获美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议者称其能”。他在全国广设“常平仓”，通过平准法在调节粮价过程中为国谋利。丰年粮价暴跌，刘晏下令各地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收购粮食，以防谷贱伤农，减少农民损失；荒年粮价暴涨，刘晏下令各地以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丰年购进的粮食在城乡市场抛售，以平抑粮价。在这一进一出之中，既稳定了粮食价格，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唐朝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各地供求难以调节，物价差别较大。当时，东南各州不仅产粮，而且盛产丝绸、瓷器、纸张、笔墨、竹木等手工业品。国家所征赋税主要是粮食。大量粮食从东南长途运往京师，费用很高，而东南大量手工业品除部分用于上交贡物外，在当地销不出去，供过于求。针对这一情况，每当关中粮食丰收，能够满足当地和京师粮食需要时，刘晏就把东南各州的一部分租赋折钱，用这笔钱在当地购买手工业品，运往京师和关中出售。此举不仅节省了大量漕运费用，又使东南手工业品有了销路，同时还满足了京师和关中地区对手工业品的需求，稳定了物价，一举而三得。
“置递相望”，重视信息管理
在理财实践中，刘晏还十分重视经济信息的作用。
唐朝各地物产丰富，由于交通、信息相对闭塞，同一商品的价格在不同地区客观上存在畸高畸低现象。即使在同一地区同一商品的价格也会因季节的不同、供求关系的变化，年成的丰歉而暴涨暴跌，甚至瞬息万变。“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物价的大起大落危及经济与民生，能否及时掌握各地物价信息，对平稳全国物价至关重要。刘晏一是主持在各道设置“知院官”，及时掌握和报告各地雨雪丰歉情报；二是在盐政管理中设十三巡院，负责收集、反馈各地商品信息；三是在主要交通线上广设驿站，“自诸道巡院距京师”“置递相望”。同时以“重价募疾足”，用重金雇佣跑得极快的专人全速传递各地市场行情，即使很远的地方，要不了几天时间就能传达到转运官署来。这样，刘晏既能迅速而广泛地收集到各地经济信息，做到“四方物价之上下，虽极远不四五日知，故食货之重轻，尽权在掌握”，又能根据即时信息快速预测，及时调剂商品短缺，使物价既不失之过高，也不失之过低，做到“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进而保证了财政的平稳收支。
（作者分别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南京市城市数字治理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