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坚持守正创新，是推动文化传承发展的根本原则，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传承发展的根本原则。守正，即守护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实质；创新，则要求根据现代社会的发展变迁不断创新表达方式和实践途径。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既要保留其核心价值，又要与时俱进地进行价值转化和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时代内涵。
注重价值传承，筑牢法治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深植于五千年的文明沃土之中，其丰富的历史积淀与治理智慧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供了深厚滋养。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不仅是对历史文化的充分尊重，更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提供重要思想源泉。
从先秦到汉唐时期，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礼法结合、德法共治”的治国理念。先秦时期的法家强调法律的刚性约束，儒家则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到了汉唐时期，这两种思想被结合起来，既重视法律的权威性，也强调道德的作用。如今，“德法共治”的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我们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传承，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传统司法实践中“法尚公平”的正义价值理念，强调法律不仅要确保形式上的公正，更要追求实质上的公平，这与法治中国建设中强调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一脉相承。这种古今价值的融通，既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超越时空的生命力，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注入了文化自信与历史底蕴。
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需要在地方立法、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等方面协同推进。在地方立法中，以“德法协同治理”为原则，将传统治理智慧融入地方立法实践，实现社会认知上情理法的一致性效果；在行政执法中，坚持“德法并重”，杜绝“小过重罚”的机械执法现象，让文明执法既有力度更有“温度”，体现以人为本、服务为民的治理理念；在司法审判中，以“公正高效权威”为导向，通过公开裁判文书、强化案例指导，推动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
汲取法治智慧，服务现代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是在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守正”不是简单地“守旧”，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实践，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在历史与现代的融合中，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比如，宗法制度是古代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一种制度，但在现代社会，这种身份继承已经不再适用。民法典的继承编就体现了这一转变，继承只涉及财产，身份地位不再具有继承依据。这既保留了传统宗法制度中关于遗产继承的核心价值，又摒弃了腐朽落后的身份世袭，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提倡“天下无讼”，这一理念在现代社会得到了新的转化发展，如“枫桥经验”强调通过加强基层调解、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效减少诉讼，促进社会和谐。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需要在理论研究、制度完善与实践应用等方面探索推进。在理论研究中，以“古今融通”为原则，深入挖掘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核心价值，结合现代法治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理论体系。在制度完善中，更加自觉地将优秀传统法律智慧融入现代法律制度设计，例如在调解制度中融入“和为贵”的理念，增强制度的包容性与实效性。在实践应用中，以“服务社会、贴近民生”为导向，通过法治宣传教育、典型案例推广等方式，让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在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中焕发新的活力。这种多维度的转化路径，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延续与发展，也为新时代法治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支撑。
回应时代需求，创新法治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法治建设面临许多新形势新问题，亟须理念创新、路径创新、方法创新。在这一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通过古今融通，实现了创新性发展，展现出新的综合治理效能。这可从网络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得到体现。
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网络空间的虚拟化、匿名化特点使得网络谣言、个人隐私泄露、网络诈骗等问题频繁发生，给个人权益和社会秩序带来挑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强调内在修为与外在规范的和谐统一，网络治理可从这一理念中汲取智慧和养分。通过倡导网络文明和道德自律，结合法律规范，可以有效应对网络空间的新问题，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知识经济的兴起使知识产权保护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知识产权制度不仅保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激发社会创新活力，也是法治赋能科技的重要体现。例如，通过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多种手段，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又为其在现代社会的传播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在法治实践中创新性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可紧扣领域开拓、路径突破、方法革新三大维度，以中华法律文化精髓为根基，针对未来社会需求构建原创性制度体系。领域创新瞄准科技催生的治理盲区，在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建立“人机协同”法治框架，同时，注重传统法律文化中伦理道德的固有边界，创设适应数字生命体、智能算法的责任分配规则。路径创新通过“文化基因+技术编码”机制，汲取“德法共治”“动态衡平”等传统治理智慧，形成可自我纠偏的数字化治理生态，让传统文化精髓深度嵌入现代制度运行。方法创新可运用大数据解析数千年司法实践中的“情理法”耦合规律，生成兼具文化特质与科技支撑的裁判模型，使传统法律智慧转化为可计算、可验证的现代治理工具，在应对新兴科技伦理困境时提供创新解决方案。
（作者系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副院长、教授，江苏省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