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红色革命根据地，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和干部作风养成，建设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实践与成效，为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启迪与借鉴。
制度反腐 完善监督体制
1933年12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我们党成立以后颁布的第一部反对贪污的法令。这个训令，一是明确了惩治对象，二是明确了量刑标准。法令的颁布，开启了我们党在反对贪腐浪费和廉洁纪律建设方面的制度探索。
在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基础上，1934年适时成立了中央审计委员会，迅速对各级苏维埃政府的财政收支进行严格审查。仅1934年4月，审计就发现中央机关存在行政费用超支、物资浪费等问题，直接推动了各部门精简开支。在财政方面，中央苏区正式实施了统一财政制度，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规定将全苏区的收入全部集中至中央财政部。财政收入的缴交和支出都须经过严格的预算和决算程序，并执行统一的领款程序和簿记制度。同时，中央苏区还在代表会议制度、党团制度、委员会制度、巡视制度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
与此同时，中央苏区政府积极探索构建党内监督体制。设立全国苏维埃区党的中央局，有力加强上级党部对下级党部的指导与监督，规范各级党委的巡视工作，进一步强化对各苏区的集中统一领导。1931年5月，中央正式颁布了《中央巡视条例》，加强和改造各地党部。党的专责监督机关包括中央党务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审查委员会。这一时期对党外监督形式也进行了有益探索，注重发挥人民群众对反腐防腐的监督作用。当时，苏区已经广泛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工农检查机构，并在村镇设置“控告箱”，鼓励群众举报腐败。当时由共青团、工会成员组建的“轻骑队”，类似于今天的巡视，可以突击检查政府机关、合作社等单位的账目和物资，发现问题直接上报中央。这种“不打招呼”的监督方式有效震慑了贪腐行为。
以案为鉴 开展警示教育
从1932年初开始，中央苏区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以肃清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廉政运动，开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
其中，尤以谢步升腐败案影响最大，这也是新政权打响的“反腐第一枪”。谢步升原为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利用职权，将打土豪所得财物进行倒卖，甚至还谋财害命，杀害了军医并私吞了财物。1932年5月，当谢步升的罪行被群众举报至工农检察部长何叔衡那里，他立即向毛泽东报告。虽然谢步升曾为我党秘密党员，为党做过大量工作，但毛泽东当即明确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经毛泽东批准，谢步升被公审枪决，成为中央苏区处决的第一个贪官。此案震动苏区，彰显了我们党“无论职务高低，贪腐必究”的决心。
以案为鉴，在这场反腐、肃贪、倡廉的运动中，我们党更注重通过组织干部培训、进行新闻宣传、举行公审大会等方式开展警示教育，在教育与纪律处罚的问题上，强调教育的优先性，指出党内需要定期进行思想教育，特别是在党员违纪后，更需加强对其的思想教育，并通过案例对全党进行警示教育。在举行公审大会方面，经毛泽东批准，对查处的一系列贪污腐败案件进行公开审判，进一步扩大警示教育的广度与深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左祥云案。时任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的左祥云贪污巨额工程款并盗窃机密企图叛逃，总务厅厅长赵宝成、总务厅管理处处长徐毅竟私放在押收监的左祥云，且二人都存在生活腐化、挥霍公款等严重问题。对此，毛泽东强调一定要严格按照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规定来进行判决并举行审判大会，让苏区的干部群众都来看一看、听一听。1934年2月，案件公审大会在中央政府大礼堂举行，旁听群众义愤填膺，要求法庭给予严厉裁判，经过四五个小时的审理，最高法院根据训令，对左祥云处以枪决，并以此为契机颁布了相关的反腐肃贪训令。在组织干部培训方面，从1933年春起，中央苏区陆续开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苏维埃大学、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县、区、乡苏维埃开办培训班，对学员进行廉洁从政、民主作风、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反腐警示等教育。在新闻宣传方面，通过革命刊物引导、红色文艺宣传、先进典型垂范等方式为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强大舆论支持和引导。以《红色中华》报为例，开设“警钟”“反贪污浪费”等栏目，及时对一些贪污腐化现象及典型案例进行公开曝光。
厉行节约 营造清风正气
面对国民党发动派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在加大反腐制度建设和警示教育的同时，中央苏区政府发布通令，号召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开展节省运动，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
1932年7月，中央苏区政府主席毛泽东亲拟训令强调，“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央政府进一步发出了“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号召。中央政府各机关迅速响应，倡导厉行节约，旗帜鲜明地宣传激励做廉洁的人和节俭的事；制定节省计划，提出“减少办公费四分之一”，实行每日吃两餐饭制度。其他各省、地机关和团体纷纷跟进，自觉开荒种菜，节约粮食，精打细算，节省开支，过起“紧日子”,机关干部每日伙食标准从1毛钱降至5分。
各级政府领导人率先垂范，身体力行。领导人带头穿补丁衣服、吃粗粮，甚至规定“夜晚办公至多燃三根灯芯”，毛泽东亲自示范只用一根灯芯办公。毛泽东在瑞金时，生活极为简朴，有一次，警卫员见他身体虚弱，偷偷将他的伙食标准从5分钱提高到1毛钱，被毛泽东发现后遭到严厉批评，并退回多领的款项。那时，红军部队每月结算伙食费后，会将结余的“伙食尾子”分给战士。朱德总司令坚持与士兵同等待遇，拒绝特殊津贴，自觉树立官兵一致的好风气。1933年，周恩来赴前线指挥作战，当地群众纷纷送来慰问品，他坚持“慰问品必须分给全体战士”，自己仅留下一双草鞋。其他领导人也与苏区军民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过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永不过时。中央苏区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厉行廉洁政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作者系沈阳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党委书记）
责任编辑：张李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