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重民生与保增长关系是克服危机的关键

　　 2008年下半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金融和实体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此背景下，我国把以改善民生为重心的社会建设放到了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并且将它与确保未来经济增长的中心任务联系起来。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其中涉及了多项重大的民生工程。2008年12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随后召开的江苏省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书记梁保华强调2009年要千方百计保增长，必须“更加注重改善民生与扩大消费相促进”。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大环境，我们只有深刻理解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在思想上理顺了改善民生和促进增长的关系，才能在行动上把中央和省出台的改善民生的各项重大措施落到实处，为尽快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继续保持经济社会的协调较快发展打下坚实牢固的基础。

　　只有经济增长才能改善民生。古人云，“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经济发展是社会进步和改善民生的物质前提和现实基础，这一点已经成为所有人的共识。经济增长可以带动就业增加，使可供分配的社会总财富增加，从而让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够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直接的好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实现了温饱或进入了小康。以江苏为例，江苏省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万亿元，比1978年增长34.6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达到18650元和7300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63.8倍和46.1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各项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也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应该说，这些成就都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获得的。

　　并非经济增长必然带来民生的改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虽然经济增长了，但贫困的人群反而增加了，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反而加深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增长、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从江苏的情况看，目前也仍然面临三个“不平衡”，即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平衡，并成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实践表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地满足全体国民对公平保障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利用分配与再分配机制，通过创业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改善民生的政策来促进公平，最终使整个社会获得持续的、协调的发展。

　　保障民生反过来也能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生产与消费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改善民生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解决消费者的后顾之忧、树立其消费信心，只要消费启动了，生产就有了基础和保障，因而保增长与重民生二者并不相悖。当然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中侧重点的选择可以灵活变通。在短缺经济状态下，促进生产、增加供给无疑是重中之重；到了产能过剩的阶段，则更需要扩大需求、促进消费。上世纪后半段，我国基本上处于短缺经济阶段；进入新世纪以后，则呈现出明显的内需不足，只是由于出口的强劲增长仍然维持着很高的经济增长率。目前全球经济不景气，世界市场需求不足，我国经济尤其是我省经济外向型特征明显，面临的最迫切任务无疑就是要通过改善民生来扩大内需，给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江苏作为全国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应当有决心也有信心率先走出阴影、再振雄风。笔者认为，政府需要在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政策设计两个层面作出努力，理顺重民生与保增长的关系，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在指导思想层面，继续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和国际化的迅猛发展给江苏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动力，1985～1999年，江苏外贸依存度从9%逐步上升到34%；2000～2006年，江苏外贸依存度快速上升，从44%上升到104.6%。外贸依存度的超常规上涨导致外贸成本上升和贸易摩擦加剧，加上其带来的重投资和出口、轻消费的经济动力结构，逐步增大了江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风险。库兹涅茨认为，一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与其国民经济总量大小呈负相关。小国国内市场狭小，为了克服先天市场规模的制约，只有通过发展对外贸易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大国国内市场规模更大，通过发展内需也能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国内市场其实是非常大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物产，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能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但问题是我国的内需并未支撑起应有的国内市场规模，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外贸）中，对外贸易和投资一直很强劲，但国内消费的拉动仍显得相当微弱。国内消费需求不强劲的原因除了城乡劳动者及其家庭可支配收入还不高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生的项目如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和就业体制改革都不到位，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使人们感到“新三座大山”（教育、医疗、住房消费）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其他领域要么无力消费，要么虽有消费能力却又轻易不敢消费。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比较起来，不仅收入水平更低，而且享受到的民生保障项目更少、待遇更低，这就导致虽有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但其消费能力却是很低的。挑战也是机遇！如果我们抓住目前受国际经济不景气影响出口困难、内需不旺的机会，真正重视扩大内需、保障民生，形成“三驾马车”合力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面，从此走上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那未尝不是“坏事变成了好事”。

　　在政策设计层面，“福利经济学之父”皮古指出：“人类本身既是目的，也是生产工具。”我们完全可以把改善民生既当作目的来追求，也当作手段来运用。民生有三大支柱：就业创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针对当前的现实，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以收到应对现实困难和获得长远效应的双重功效。

　　加大政府在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方面的投入。必要时采取发放“教育券”、“培训券”等形式，定向地予以扶持，达到扩大内需、提升人力资源水平的目的，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借鉴国企改革时一系列扶持分流和下岗人员的政策做法，努力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如大学生“村官”、社区服务岗位等），确保已有工作岗位（如呼吁企业减工作时数不减岗、对员工轮换进行在职培训和在职休假等）。改善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环境、融资环境，考虑对他们的必要税务减免和退返，促进更多的人自主创业。特别要注意扶持基本生活消费品生产尤其是农副业生产，因为随着经济的疲软和收入的缩水，在奢华型消费紧缩的同时，会出现基本型消费不减反增的趋势，基本消费品和农副业生产领域很有可能成为扩大就业新的亮点。

　　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切实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所得比重、在再次分配中提高城乡居民所得比重的决策，让广大劳动者和普通民众的收入得以稳步提高。一方面，由于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作用，高收入者收入增加对消费的拉动赶不上低收入者收入增加对消费的拉动，因而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能获得明显的扩大消费的效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缩小低收入人群规模，培育更大的中间收入群体，逐渐使社会结构转变为稳定的“橄榄型”，为经济增长、民生改善提供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朝着“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努力，量力而行，分步骤实施，首先是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力争社会保障覆盖全省所有的城乡居民，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同时推广昆山等地的实践经验，最终实现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的基础扎实了，就能让城乡居民对未来收入和生活产生良好的预期，从而较大幅度地提升当期的消费。

　　虽然目前经济运行的“三驾马车”中最薄弱的是消费，但最有潜力和发展空间的也是消费。只要政府将改善民生的工作做好了、做实了，就可以让企业在国内市场上售出更多的商品，这不仅可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而且可以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乘数效应，达到带动生产、扩大就业，从而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目的，最终实现民生改善和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

　　【资料链接】

　　发达国家处理民生改善

　　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

　　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以美国为例，1929～1933年，按1958年美元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从2030亿美元减少到1410亿美元。大萧条一方面使要求救济的人数倍增，另一方面又使救济金的来源陷于枯竭。美国全国约有1500万人失业，1/6家庭依靠社会救济金度日；由于私人捐款锐减（只占救济金支出总额的6%），3000万人左右要依靠公办福利事业照顾。面对这种极度困难的局面，在理论领域发生了“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彻底放弃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传统经济学信条，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以及相应的国家经济干预思想。他认为市场经济“有两个显著的缺点：第一是不能提供充分就业；第二是财富和收入的分配不尽公平合理。”所以，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弥补市场的缺陷，即通过国家的赤字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用以扩大投资和消费；通过国家的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增发货币，扩大信贷，增加支付手段，降低利息率，用以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的扩大。在其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中，旨在改善民生的社会保障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如充分就业、最低工资立法、累进税制、消除贫民窟、改革教育、限制工作时数、兴建公共工程设施等。他认为国家对社会福利领域的干预有助于增加消费倾向，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其发挥作用的机理是：一般来说，社会保障收入在经济萧条时期增加缓慢甚至还会下降，但社会保障支出却迅速增加，这有利于增加国民的消费量，减轻和缩短萧条的阵痛；而在经济繁荣时期，社会保障支出增加缓慢，社会保障收入却迅速增加，这又有利于抑制国民的消费和雇主的投资，有利于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总之，社会保障的收支变化会自发地作用于社会总需求，在经济发展周期中起到“削峰填谷”、稳定经济的作用。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有力的验证。1933年，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大力推行“新政”。他的“新政”包括救济贫民和失业者，恢复工商业和农业，改革银行和控制投资业务，以及改善劳资关系等，并且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把确保不让任何人挨饿的责任承担了起来。“新政”重视生活安全保障甚于强调市场机会，其中最大的开支是各种各样的救济费支出，在1933～1939年，各个救济工作管理机关总共支出了180亿美元。“新政”实施以后，1933～1939年，全美国农民净收入从26亿美元增至44亿美元；失业工人减少了近400万人；产业工人周工资从16美元多增至23美元多，实际工资提高了20%左右；人均可支配收入（按1958年美元计算）1933年只有893美元，1940年增至1259美元，达到了1929年的水平，经济形势有了很大好转。

　　1942年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可视作凯恩斯主义的逻辑产物。该《报告》指出，为解决英国战后重建必须解决的五大问题，即贫困、疾病、愚昧、肮脏和懒散，应当把加强社会保险看成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系列政策之一。如国家应该将医疗和康复服务作为公共服务向国民统一提供；打破传统的家庭扶养职能，由国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承担部分扶养责任。这是福利制度发展过程中根本性的突破。英国政府基本接受了《贝弗里奇报告》的建议，于1944年发布社会保险白皮书，并制定了《国民保险法》等一系列法律。1948年，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

　　二战结束以后，战败的德国满目疮痍，一片萧条景象。后被称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的艾哈德认为，实现大众福利或全民福利的前提，是促进并保持国民经济富于效率的增长；为确保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全民福利，则必须有适度的干预政策和适度的再分配政策，适度的再分配包括保证每个社会成员具有起码的生活水平。在艾哈德政府的带领下，德国确立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迅速实现了复兴。□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