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和谐文化建设新议

　　华西，这个闪光响亮的名字，总让人们连带想起其“天下第一村”的美誉。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与实践，如今的华西村已然是一个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于一身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个名副其实的文明、富裕、和谐的农民的“人间天堂”。华西村之所以有今天的美好生活，除了其特别强调经济发展、关注物质文明建设之外，还离不开吴仁宝同志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视。吴仁宝同志有其独特的和谐文化理念，他认为只要理顺了发展中的各种关系，和谐文化建设也就水到渠成。所以，他特别重视以下几种关系的处理：

　　一是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华西村一直提倡“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吴仁宝同志认为，建设华西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党，必须处理好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只有做到“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才足以体现党的先进性，党才有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老百姓才会心服口服。从上世纪70年代起，吴仁宝同志就给自己立下三条铁律：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的工资，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近几年来，他还把上级批准发给他的5000多万元奖金全部奉献给集体。华西村民们说，凭老书记对村里的贡献，拿双份工资，住最高档的房子，都不算过分，可他并不这样做。吴仁宝同志带好了这个头，其他党员干部也都自觉遵守着“有福民先享，有难官先当”的信条，整个华西村呈现出了官民关系和谐融洽、干部群众一条心的局面。

　　二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吴仁宝同志提倡“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六爱”文化理念，将“爱”引导到华西人对党、国家、集体和各种社会关系的处理上。通过“爱党爱国爱华西”的倡导与实践，华西人更加自觉地将个人命运与党、国家和集体的命运拴在一起，也更加乐于为国家和集体作出更大的贡献。华西人充分认识到，华西之所以有幸福的今天，是党领导的结果，是国家出台好政策的结果，是集体带领的结果。通过“爱亲爱友爱自己”的倡导与实践，华西村发扬了“推己及人”的优良传统，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并且进一步形成了华西人自尊、自强、自立的进取精神。

　　三是公有与私有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吴仁宝同志提出“允许‘一村两制’，但不搞‘一家两制’”的理念。他说，如果搞“一家两制”，丈夫在集体企业当厂长，老婆开个体饭店，集体企业的厂长带客人到老婆开的个体饭店吃饭，吃100元付1000元，甚至不吃也付钱，那么，集体的“肥水”就流进了个人的“田”。华西允许搞“一村两制”，也就是说村里企业既有公有的，又有私有的，还有公私合作的，还有公转私和私转公的。既然公私都有，那么就努力实现公和私的“双富有”。华西村不搞“一家两制”，通过“一村两制”正确地处理了权与钱的关系，有效地防止了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滋生蔓延。

　　 四是贫困与富裕的关系。在这个方面，吴仁宝同志较早提出了“没有贫困户，也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万元户”的“共同富”理念。他说，如果一部分人是贫困户，另一部分人是暴发户，这个社会肯定不安宁。华西要的是“共同富”，富裕程度可以有差别，但差别不能过大。随着收入的增长，华西现在最少的人家资产也有100多万元，最多的也不过1000万元，绝大多数人家是几百万元的资产。为了确保这种“共同富”，华西建立了相应的分配政策与机制。根据不同的收入来源，采用了多种分配形式。一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既不吃“大锅饭”，也不搞“独吃饭”，多劳多得，这是最主要的分配形式。二是带共产主义因素的按需分配。各种福利待遇即是如此。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分红。企业由集体控股，个人参股，按股分红。这种强调“共同富”的分配，已成为华西村社会和谐最重要最坚实的经济保障。

　　  五是本土与外来的关系。目前在华西村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有好几万，他们为华西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对待这些外来人员，吴仁宝用对待“亲人”的方法。他说，这些农民兄弟是“亲人”，决不能把他们当“外人”。1996年端午节，吴仁宝同志首创“粽子宴”来招待外来务工人员，并一直延续至今。当年，华西村1000多村民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当服务员，负责分发食品和端茶送水。老书记吴仁宝一桌桌向小伙子和姑娘们敬酒，浓浓的乡情和亲情，将外来务工人员和华西村民融为一体。如今，华西村的“粽子宴”已发展到“千张桌，万人宴”。对夫妻双双在华西打工的，华西村还专门设计建造了一幢“鸳鸯楼”，使夫妻可以住单间，享受家庭生活的温馨。这种种举动，都深深打动外来务工人员的心，使本土村民与外来人员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和谐与融洽。

　　六是荣耀与耻辱的关系。吴仁宝同志独具匠心地编写出《十富赞歌》和《十穷戒词》，让华西村人牢牢记住什么才是光荣。《十富赞歌》和《十穷戒词》是吴仁宝根据华西几代人的家庭贫富变化，结合社会实际，总结概括出来的家庭兴衰的基本规律及其经验教训，在华西村妇孺皆知。“十赞”极力赞颂并提倡勤劳、节俭、守法、守信、团结、育才和爱国等道德风尚，“十戒”极力告诫人们要警惕并戒除懒惰、放荡、违法、欺骗、赌博、吸毒和嫖娼等道德败坏行为，两者对比极其鲜明。这对一个人应秉持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和荣辱观来修身、立业、治家和报国，有极强的现实教育意义。现在，华西村中无赌博、无迷信、无刑事犯罪，无上访、无告状、无暗斗。

　　平心而论，华西村的和谐文化建设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吴仁宝同志的和谐文化理念的。半个世纪以来，吴仁宝同志在探索和建立有华西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也逐步建立并形成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有华西特色的和谐文化理念。这种理念带有浓重的“吴仁宝印记”，可以称之为吴仁宝品牌的和谐文化理念，吴仁宝对此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因为吴仁宝同志的和谐文化理念是在建设具有较高水准的华西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形成的，所以它是“天下第一村”的水准。因此，吴仁宝同志的和谐文化理念，堪称“天下第一村”的和谐文化理念。吴仁宝同志的“根”始终植之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而他又伴随建设有华西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的深入，面对所遇到的一个个矛盾和问题，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不断与时俱进、总结创新，适时提出一个个切合华西实际而个性色彩又异常鲜明的和谐文化理念，并用它来凝聚人心、统一意志、规范行为，以维系华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架“庞大机器”的高速高效安全运转，确保华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如果说吴仁宝同志是建设有华西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设计师”，那么也可以说他是建设有华西特色和谐文化的“总设计师”。吴仁宝同志的和谐文化理念，就是他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而又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在创建具有华西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中，进行思想创新的结晶。它既闪耀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的光辉，又保有传统文化根脉的色彩，这就是吴仁宝同志的和谐文化理念的最大特色和亮点。不仅如此，吴仁宝同志的和谐文化理念，还有着哲学大师式的思辨与哲理，并蕴藏着语言巨匠的深刻与幽默，难怪有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农民思想家”。

　　吴仁宝同志的和谐文化理念，既是他思想创新的结晶，也是他人格、品质、处世哲学、心胸和意志的一种完美统一和展现，更代表了他一种高尚的境界。这种境界决不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强大而又深厚的社会根基，是建立在建设有华西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践基础之上的。吴仁宝同志的和谐文化理念，从“农民思想家”的特有角度丰富了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与理念，不仅属于华西，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宝贵的探索作用和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新华社江苏分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