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胡福明：解放思想永无止境

　　建党90周年前夕，著名学者、原省政协副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作者胡福明，接受本刊记者采访。胡福明虽年逾七旬，却依然思维敏捷。访谈进行了3个小时，谈古论今，说事论理，娓娓道来。他在谈话中披露的当年的“活”思想，是可贵的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对江苏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回顾和当前解放思想新特点的认识，启迪着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好地推进江苏“两个率先”。

　　一篇文章，引发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背后有十年历史、八亿民心作为铺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简洁的，但其中的“潜台词”是丰富而复杂的。这里，胡福明为我们补足了“画外音”，展示了他头脑中的“上下文”。

　　咱们还是从真理标准讨论开始，胡福明平缓的语调，把我们带回了30多年前。真理标准讨论，我认为，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需要，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你看，真理标准大讨论，那么多人参加，那么多干部参加，那么多理论工作者参加，那么多新闻媒体参加，为什么呢？正因为真理标准讨论，讲了老百姓想讲的心里话。实践标准的确立，是符合民心的，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的。

　　文革十年内乱，对我们党、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粉碎“四人帮”后，人民希望迅速结束文革。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这篇社论很长，里面提了两句话，一句话叫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另一句话是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就是“两个凡是”。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那就是说，要完全维护文化大革命本身，维护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按照“两个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还要“继续遵循”下去，那还搞什么拨乱反正啊？怎么建设现代化？“两个凡是”的本质，是维护文革及其理论路线政策，这是根本违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从哲学上说，它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历史唯心主义，是个人崇拜，是教条主义。如果搞“两个凡是”，粉碎“四人帮”后不管由谁来治理中国，执行的是同样的理论路线。而在实践里“两个凡是”很快表现出来了，揭批“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都停滞了，没法动了。

　　我觉得当时的中国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一个是搞“两个凡是”，继续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那么中国将更加贫困落后，将陷入苦难的深渊；一个就是否定“两个凡是”，全面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辟一条新的道路，搞现代化建设。

　　我认为，应该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不搞阶级斗争为纲。在南大学报1977年第一期上，我写了一篇文章，表明了这个观点。但是要去批判“两个凡是”，还是有顾虑。怕戴上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经过反复考虑，我下了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既然我认准了“两个凡是”的错，就有责任去质疑它，反对它，所以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当时没有唯一两个字，全文三个论点，很简单，第一，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错了就要纠正。第二个论点，马克思主义的导师，自觉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凡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就坚持，凡是经过实践证明是不完全的，他们就补正，凡是经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他们就否定，他们是运用实践标准来检验自己的理论的模范，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话句句是真理。最后，第三个论点，批判天才论。天才论是唯心论，形而上学，是历史唯心主义，是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两个凡是”是天才论的翻版，天才论是林彪鼓吹的谬论，用天才论代替“两个凡是”，是合适的。后来文章经过《光明日报》社和中央党校的同志修改，参加修改的有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孙长江同志下了很大功夫修改，文章凝聚了一批人的智慧。后来，胡耀邦同志审阅定稿。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首先发表，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以后，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二天转载了。文章产生巨大反响，当然也招来了批评和批判，某“权威”人士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理论上荒谬，是不可知论，相对主义。政治上反动，是砍旗的，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天大的帽子，弥天大罪。这是要把刚刚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给压下去。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轰轰烈烈地展开，并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胡福明指出，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追求真理。真理标准大讨论揭露了“两个凡是”的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本质，揭露了它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本质，也进一步否定了天才论、“句句是真理”，推动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确立实践第一的观点，确立实践是理论的基础，是认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也是理论的目的，从而重新恢复了实践的权威，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动了思想大解放，使我们敢于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地评价“文革”，推动全面拨乱反正。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大家还记得，1977年8月召开了十一大，十一大报告系统地论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持“两个凡是”。1978年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按议事日程要讨论的问题，只是农业问题，国民经济问题，并没有真理标准问题，也没有全党全国人民关心的拨乱反正问题。会议进程中，陈云同志首先提出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等多个重大问题，得到与会大多数同志拥护，进而又讨论了真理标准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总结报告。这样才决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三大问题。第一，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我们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本来面目。第二，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第三，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决心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历史的伟大转折，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改革开放，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引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复兴中华的科学理论体系。

　　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体制机制，解放思想必须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很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在不断发展。

　　胡福明强调，解放思想就是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在我党的历史上，危害最大的是左的思想，是教条主义。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国情，最基本的国情。我们的时代特征是和平、发展、合作，这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解放思想，要从实际出发，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实现理论创新，实行改革，创新体制、机制，解放生产力。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解放思想要与时俱进，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一成不变的体制制度。现在有人在讲中国模式，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但我认为，讲模式很容易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凝固化，以为它是完善了，好像已经定型了。我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发展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很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还需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充实。把我们已有的体制机制作为一个模式来对待，容易走向新的思想僵化。时代在前进，中国社会在发展，经济、科技、文化、政治都在发展，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我们要有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去解决。千万不要把它凝固化了。各国是可以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我们决不希望外国照搬我们中国的模式，各国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实践是没有止境的，时代的发展是没有止境的，社会的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思想、理论的发展，认识的发展，科学的发展，也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的思想、理论、认识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是科学的观念，既是唯物主义的，也是辩证的，我们要用与时俱进的观点来认识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来认识我们的制度、体制，我们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无止境，解放思想无止境，理论创新无止境。

　　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政策、措施，由于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也要进行调整。比如，我们现在把民生的问题突出出来，就是时代的要求，是人民的愿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在。我们现在强调公平正义，要改革分配制度，这也是时代的要求。过去我们曾经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主要是针对平均主义而言的。平均主义是没有出路的，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强调靠劳动、靠知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来贫富差距拉大了，我们就强调共同富裕，要改革分配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改革开放初期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承包到农民，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个制度，但是我们也提倡新的合作，提倡生产、流通、经营领域的合作。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土地可以转包、入股、转让。每个时期，要按照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调整政策，要不断地解放思想。

　　胡福明指出，江苏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现在，解放思想的新课题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

　　他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江苏经济社会发展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江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阵地。江苏解放思想的第一个成果，是乡镇企业狂飙式发展，推动了江苏经济第一次飞跃。江苏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是改革推动的：第一，乡镇企业在历史上受压制，过去有人指责乡镇企业挖社会主义墙角，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压力很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排除了压力，大家放手发展乡镇企业。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大提高，释放出大量的劳动力，给乡镇企业增加了巨大的活力。第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经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开始都是农民搞的。第四，乡镇企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外生长发育的，是市场经济的先驱。我国以市场为趋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乡镇企业如鱼得水，获得了更好的发展环境。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激发了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江苏抓住机遇，发展外向型经济，以开发区为载体，积极引进外资，带来第二次飞跃发展。可以说，江苏经济30多年的蓬勃发展都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推动的，改革开放是伟大的动力，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苏南率先实现了全面小康，随后全省达到小康。现在，苏南地区，包括南京，已经跨进了现代化的门槛。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第三次飞跃，主题是科学发展，主线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创新驱动之路。过去的那种发展方式已经走到尽头了。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这种模式，走不通了。现在我们解放思想主要是围绕转变发展方式。要从传统的发展方式中解放出来，要树立创新思维，要追求创新发展，走创新驱动的路子，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管理方式创新。还要推动科技、教育体制创新，文化体制创新。我觉得这次创新是全方位的，通过全方位的改革来推动科学发展。

　　今天，必须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在各个领域，解放思想，推动改革开放。光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够的。要在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推动解放思想，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营造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环境、氛围。推动科学发展，全面推进创新驱动，不是一两年的事，甚至不是十年八年的事，而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行创新驱动，既要积极奋斗，又要实事求是，在改革上下功夫，在创新体制、营造环境上下功夫。关键在扎扎实实地干下去，江苏定能实现“两个率先”。

　　胡福明从人才问题，谈到思维方式，谈到创新，最后又谈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说过，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发扬民主是思想解放的题中应有之义，胡福明在采访结束时强调了这点。

　　胡福明指出，人才问题是个大问题，根本上要立足于培养人才。这就要改革教育体制，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创新人才。要改革文化体制，还要改革政治体制，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培养创新思维方式，培养一代又一代独立思考、敢于破除迷信、富有想像力、勇于实践的创新型人才。

　　没有思想的活跃，就不可能有创新，这就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总结。

当前不少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个普遍的基本的原因是人民缺乏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征地拆迁的矛盾多发，不断引起群体性事件，就因为农民没有参与到征地协商过程中去，拆迁户没有参与到拆迁过程中去，土地的主人、房屋的主人没有主权，没有话语权、参与权，他们的利益受到侵犯。水污染、大气污染、重金属污染，制造了癌症村、中毒事件，就因为民众缺乏知情权、话语权、监督权，无法维权。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与民众对财政安排，教育卫生的管理，缺少话语权、监督权、参与权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与劳动者缺乏维权组织、缺乏与企业谈判协商工资的权利有关。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司法不公，与民众缺乏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有关。因此党和政府在采取各种措施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中，要继续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人民的知情权、话语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这样才能让党和政府了解实情，弄清矛盾，科学决策，依靠人民的力量、发扬人民的智慧化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