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龙同志与《回忆红十四军》

　　刘瑞龙同志的《回忆红十四军》从1959年到1986年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作为书籍也多次再版，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

　　1959年9月21日，江苏省委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决定在“国庆十周年特大号上开始陆续发表”《回忆红十四军》。为示慎重，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指示，将书稿报请中央军委批准。9月24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很快批准了《群众》杂志的报告，同时作出批示，“并可就近问问张爱萍等同志”。9月25日，参加过红十四军斗争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上将，认真看了书稿并作了一些修改，同时在书稿的首页上作了大段批示，并明确指出“文章可修正后，发表为好。人民的斗争总是英勇的，正义的，有价值的！先烈是应该纪念的！”

　　《回忆红十四军》的出版，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说明军委对红十四军斗争史的充分肯定，对作者文笔、认识论、唯物史观的充分肯定，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是少有的，意义非常深远。1982年2月上旬，星火燎原编辑部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有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著名的党史军史专家参加的座谈会，与会的党史军史专家一致认为：《回忆红十四军》在语言文字上的表述准确，史实上无差错，评价分析上无偏颇，事件交叉、人物关系上无矛盾。与全国其他革命区域、兄弟红军部队作用分析上相对平衡，包括对军事、政治相互关系之间的平衡也无可挑剔。

　　刘瑞龙作为这一伟大农民运动和一支红军队伍建立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对先烈、对革命、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在全国解放后不久即投入到记述红十四军战斗历程的工作中去。

　　革命家的历史责任

　　从1927年到1930年，江苏通海地区的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领导下，在南通、海门、启东、如皋、泰兴、泰县、靖江、东台等县，掀起了一场规模壮阔的农民革命运动，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刘瑞龙同志在他的《回忆红十四军》里记述：“这一历时四年的农民革命运动，像插在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威胁着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一部分，鼓舞了大江南北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在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她像一颗红色的种子，播撒在通如泰地区。无数先烈用鲜血染成的革命红旗，将永远树立在祖国的大地上。”

　　刘瑞龙（1910—1988年），江苏通海地区伟大农民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红十四军的创建者之一。在其后的战争岁月里，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兼军委委员，红军总政治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红军西路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中，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淮北区党委副书记兼淮北行政公署主任；解放战争中，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民运部部长兼苏皖边区政府副主席，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职。全国解放后这位老革命家并没有沉湎于胜利者的喜悦之中，而把主要领导工作之外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追溯红十四军的辉煌历史，投入到记录解放战争华东数百万民众参战支前这一伟大壮举中，因而才有了《回忆红十四军》以及《解放战争淮海战役支前后勤工作》等一系列回顾记录我军历史的著作。

　　革命成功了，刘瑞龙同志为什么还要在百忙之中、万机之余，抽出时间，认真撰写党和人民军队建设的历史？刘瑞龙同志在1982年2月的座谈会上给出了答案，他说：“红十四军失败后，有些红军战士被抓，有些在战场上牺牲了，他们的后代有的不知先辈们的生死，有些还受到牵连，为了向这些革命者和他们的后代负责，我有责任书写这段历史。”这番话让所有与会者心灵震撼，感慨万千。

　　刘瑞龙作为这一伟大农民运动和一支红军队伍建立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以对历史、对先烈、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在全国解放后不久即投入到记述红十四军战斗历程的工作中去。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认真的调查访问、收集资料、查找档案等艰苦细致的工作，写成《回忆红十四军》一书，这是党内军内高层领导最早写成的一部长篇历史专著。刘瑞龙同志为宣传我党我军辉煌历史、为宣传我党我军优良传统耗尽心血。因而该书流传半个世纪而经久不衰，至今仍然受到读者、社会和党史军史专家的关注，这足以告慰红十四军的辉煌历史，告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革命先烈！

　　刘瑞龙同志极具战略眼光，善于战略分析，客观地记述这段伟大的历史，这不仅反映了一个革命家的政治品德，也展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革命武装斗争的成功靠的是党的领导

　　所有伟大的政治运动，犹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能发生在瞬间，但酝酿过程必定很长。通海地区的农民运动，推动了红十四军的创建，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准备阶段。

　　刘瑞龙同志在回顾红十四军创建过程时，客观展示历史，正确评述形势，深刻揭示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律。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红十四军建立期间，通海地区8县，进步青年追寻党的组织，早期党的领导人的活动，建立党的小组、支部和党的县委、中心县委，一直到党的特委领导机构的形成；中共中央、江苏省委领导加强通海地区党的建设、关心通海地区的农民运动，一直到红十四军的创建；甚至把上海、浙江地区党的组织对通海地区农民运动的关注，均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他始终把红十四军的创建纳入到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农民运动的大趋势中。这样，党领导下的通海地区的全部革命活动，就成了整个中国革命全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孤立的地区行为。刘瑞龙同志极具战略眼光，善于战略分析，客观地记述这段伟大的历史，这不仅反映了一个革命家的政治品德，也展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

　　把一切胜利归功于党，把一切胜利归功于人民军队，把一切胜利归功于人民群众。这是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决定连载《回忆红十四军》并向中央军委报批，罗瑞卿同志代表中央军委立即批准，张爱萍同志表示可修改后发表的主要原因。《回忆红十四军》记载的虽然是人民军队武装斗争的历史，同样也表达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精神。今天我们在重新学习《回忆红十四军》的时候，认真研究书中有关党的领导部分，仍然有伟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红十四军创建之前，先有小的红军游击队，小的武装暴动，在通海8县陆陆续续地发生，这就为红十四军正式创建打下了军事准备的基础。

　　游击战争蓬勃展开

　　刘瑞龙同志1930年5月任通海特委书记，在极其恶劣的政治环境中，成就了他娴熟的游击战争指挥艺术。因此，书中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指导、游击战争的战术运用、游击战争的制胜手段随处可见。他说，红十四军创建之前，先有小的红军游击队，小的武装暴动，在通海8县陆陆续续地发生，这就为红十四军正式创建打下了军事准备的基础。

　　刘瑞龙在书中叙述道，1928年冬季到1929年冬季，通海地区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农村，游击战争蓬勃展开。南通县委的大部分同志来到东乡，县委提出“不完租，不完粮，不还债，不交捐”的口号，组织农民进行年关斗争。为了对付敌人的进攻，县委在余中、余东、余西组织四个武装小队，由仇建中、唐楚云、陈宗恒、俞金秀等同志负责，打起红军旗号，发动群众，收缴地主枪支。

　　1929年春，为了加强对东西两个地区的领导，特委决定成立南通和如泰两个中心县委，指定刘瑞龙任南通中心县委书记兼南通县委书记，王玉文任如泰中心县委书记兼泰兴县委书记。同年夏天，为了更有效地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特委决定把如泰地区游击队的100多名指战员（有60多支枪）集中编队，指定王玉文、韩铁心、于咸等同志负责统一指挥。

　　1929年3月，游击队配合农会会员，在二马路打死恶霸地主陈永奎。4月，攻入大地主瞿三歪嘴的老巢瞿家仓，打死狗腿子李国栋、姜寿之。这两次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威风，鼓舞了农民斗志。

　　刘瑞龙回忆说，6月，党在如皋六甲的宝庆寺召开大会，王玉文同志代表特委宣布如泰工农红军成立。这就是后来红十四军第二支队的前身。建军后的头一仗，在石桥头全歼国民党江安区公安局警察队，缴枪7支，活捉公安局长朱介卿。随后兵分两路，一路向泰靖边境的广陵镇、季家市一带活动，一路向如皋城南面和西面的磨头、搬经一带活动。从此，如泰红军有了南到江边，东到老虎庄，西到季家市、黄桥，北到卢家庄的一大块根据地。红军游击队影响日渐扩大，每天都有农民前来参军。到年底，红军游击队发展到四五百人，根据省委指示，正式命名为中国工农红军江苏第一大队，这就是红十四军第一支队的前身。

　　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通海如泰地区的游击战争蓬勃展开。刘瑞龙同志说，这时，如泰红军人数不断增加，编为一个大队，下设一、二两个分队。整编后第一仗，进攻马家坪，全歼敌自卫队，缴枪60多支。继续东进，奔袭镇涛区公所，血战野吴庄，都获得胜利。11月中旬，部队挥戈北上，攻克蒋垛、顾高庄，焦家庄。在红军连续胜利的影响下，驻如皋大豫镇的国民党警察大队一部分士兵，杀死分队长，带枪起义，投入我军。12月12日，我军由蒋垛向东，攻克小夏堡、搬经、古溪等据点。23日，攻入长江北岸的周庄头，解放西来庵、长安市等据点。这样，如泰红军便有了相当大的游击地区。

　　1929年年底，通海如泰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农民自卫武装，已发展到2000多人。

　　1930年3月上旬，通海特委在如皋西南乡的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红军、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少先队员等，手拿红旗、身背洋枪、大刀、梭标、火药枪、铁叉等各种武器，怀着炽热的心，奔向会场。

　　红十四军正式创建

　　刘瑞龙说，红十四军是在群众基础十分成熟、准备工作十分充分、组织工作十分完备的情况下成立的。军长何昆同志，是中央派来的，政委由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任。红十四军的创建和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一样，都有相同的政治的、思想的、组织的和群众的基础；党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了完整的组织体系，已经有了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阵地，已经有了很多次农民暴动和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也已经有了许多支大大小小的游击部队。为统一加强这个地区的军事指挥，需要有一个更高层级的军事指挥系统，以组织协调整个地区对国民党反动武装斗争的指挥。

　　刘瑞龙认为，红十四军的创建，无疑是投向国民党反动统治腹心地带的一颗重磅炸弹。她与全国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形成了互为呼应、互为支撑、互为援助的作用。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解决统治中心南京周边地区的红军队伍，以解腋下之患、畿辅之忧，一个时期集中了很多队伍进行围剿。这样也缓解了其他红军队伍以及各个革命根据地军事的、政治的压力，也为他们的建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赢得了时间。

　　1929年冬，党中央决定在苏北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省委派了何昆（李维森）、徐德、黄火青等大批干部到通海地区加强军队工作。任命何昆为红十四军军长，通海特委书记李超时兼红十四军政委，薛衡竞为军参谋长，余乃诚为军政治部主任。徐德、黄火青为军事特派员。通海方面的原红军江苏第一大队编为第一支队，任命刘廷杰为支队长，后改称第二师，任命秦超为师长，陈雪生为政治部主任。如泰方面的红军部队编为第二支队，任命张世杰为支队长，后改称第一师，任命张世杰为师长，黎时中为政委。张爱萍、何杨、许昆、曹玉彬、沈城等分别担任各大队（营）的领导工作。

　　对于红十四军创建的这一伟大历史时刻，刘瑞龙回忆说，1930年3月上旬，通海特委在如皋西南乡的贲家巷，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红军、赤卫队员、农会会员、妇女会员、少先队员等，手拿红旗、身背洋枪、大刀、梭标、火药枪、铁叉等各种武器，怀着炽热的心，奔向会场。这一天，贲家巷方圆几里内到处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武器林立，锣鼓喧天，群情激奋。司令台上，通海区特委代表张辛同志在万众欢腾中，正式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四军成立，宣布了负责干部名单。接着，红十四军和通海地区的党政首长，检阅了红军、赤卫队和农民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群众队伍。

　　刘瑞龙回忆说，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地举行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达680多次，而被中央正式批准并授予军以上番号的不到20个。红十四军的创建，为人民革命武装力量增添了生力军。书中记述，红十四军成立的当天，通海8县城乡贴满了红十四军的“告工农及一切劳动群众书”，明确地宣告中国工农红军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的斗争目标，表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英雄气概。红十四军的正式建军，贲家巷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大大地鼓舞了苏北农民的斗争意志。

　　红十四军一创建，立即展开了军事斗争的打击目标，军主力及各县、区游击队伍主动出击，游击战争的规模迅速扩大。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发展，通海如泰两大游击区逐步形成。通、如（东）、海、启方面，我军以南通东五区为中心，北到如皋东乡的掘港、马塘、苴镇、长沙，东到余东、五里墩、土地堂，南到海门的凤凰桥，西到石港、骑岸、十总渡等地。这个游击区的红军主力约700多人。如（西）、泰、泰、靖、东（台）方面，我军以如皋的江安、卢港为中心，西起扬州的吴家桥、高汗庄，东抵南通的平潮、白蒲，南到江边，北抵东台的莫庄、青墩。这个游击区的红军主力约600多人。

　　这一时期，是红十四军成立以来的全盛时期，刘瑞龙说，红十四军声威大震，敌人十分惊慌，向南京讨救兵，同时组织白龙党、保卫团，坚决顽抗。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发展，游击区的群众工作迅速展开。1930年5月1日，通海各地根据“组织地方农民起义”的指示，纷纷召开群众大会。如皋水洞口的大会到了数万人，会场连着好几个庄子，分成几十个场子开会，作报告的人都站在桌子上讲话。各地的群众大会上都宣传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意义，成立了工农红军委员会，通过了没收和分配地主土地、建立和扩大游击队、成立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许多同志转移到其他岗位上继续战斗，留下来的同志隐蔽下来了。绝大多数同志在白色恐怖的漫长岁月里，永远心怀革命，团结群众，向敌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日日夜夜地盼望着党，盼望着红军。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红十四军的失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国民党政权的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鼾睡？因而红十四军遭受敌人的围剿镇压，必然也是最残酷的。

　　在红十四军失败的问题上，刘瑞龙同志在书中对政治环境、军事指挥、武器装备、人员素质等原因作了大量深刻的分析。遭到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残酷镇压是其根本原因，蒋介石只有解决了他的畿辅之忧，才能腾出手来，解决全国其他地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队伍和革命根据地。

　　关于红十四军的失败，刘瑞龙在书中写道，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上半年，形势发生了对革命非常有利的变化。全国各地红色政权和红军力量蓬勃发展，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群众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这个时期，正是通海地区红军由小到大，逐渐形成规模的时期，也是通海游击区迅速发展的时期。

　　伴随着革命力量的增长和客观上有利形势的发展，党内“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有了进一步发展。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同志领导下，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这时，红十四军也提出了“准备会攻南通，截断长江，进攻上海南京”的力不胜任的战斗目标。

　　这一时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解决“畿辅之忧”，对红十四军加紧进攻。军事部署上，敌人对我军形成两个包围圈。以李长江的省保安团及十三旅为主力，分驻黄桥、广陵镇和如皋城等地，向我军进攻，形成如泰包围圈。省警察余世梅部驻二甲镇，县警察李汉青部驻四甲壩，敌第五师胡营驻海门凤凰桥，分头向我军进攻，形成通海包围圈。地主豪绅也加紧发展民团、保卫团、白龙党、联庄会等反动组织，加强保甲制度，制造白色恐怖。

　　9月4日，敌军由横家埭出发向我军进攻，我二团被迫折回镇涛，三团和教导队不久也回到镇涛会合。这时我们原来的中心区已经被敌人盘踞。红十四军在薛窑区田家铺和敌人打了一仗，由于敌众我寡，被迫转移。以后，在泰兴的陈家庄、任家庄打了两仗，先后失败。东移我军又被阻于通如交界的丝渔港、九华山地区。迫于形势，特委和军部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成四个游击队，由李超时、沈城、何扬、丁质之同志负责，在东溪、黄桥、港西、镇涛等地艰苦斗争。不久以后，终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猖狂进攻下失败了。

　　面对红十四军的失败，刘瑞龙深情地回忆，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许多同志转移到其他岗位上继续战斗，留下来的同志隐蔽下来了。绝大多数同志在白色恐怖的漫长岁月里，永远心怀革命，团结群众，向敌人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日日夜夜地盼望着党，盼望着红军。

　　刘瑞龙在书中最后说，通海地区的党和人民群众，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踏着当年共产主义拓荒者走过的脚印，踏着红军走过的脚印，经历了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在纪念建党90周年之际，我们重新学习《回忆红十四军》，重温罗瑞卿和张爱萍同志的重要批示，意在激励后人永远不能忘记红十四军的艰苦历程，永远不能忘记革命先烈们的英勇牺牲，永远不能忘记老一辈革命家的顽强战斗精神，永远不能忘记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