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 奋发进取

发布时间:2011-09-20     稿件来源:群众杂志     作者:姚润皋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全党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这一论述充分体现了处于长期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清醒而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关于居安思危思想的又一次集中精炼的表述。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具有历史必然性。面对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党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这种强烈的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始终与我们党深切关注祖国前途与民族命运的忧患意识交融在一起。因此,我们党一经诞生,其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即内在地包含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既是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的外在体现,也是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得以牢固确立的内在动因。

  纵观党90年来的历史,我们看到党始终把忧患意识作为自己奋斗前行的精神力量。一般来说,党的忧患意识总是渗透体现在以下几种情况中:第一种情况是,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特别是在党建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其强大和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极其弱小,党处于险恶的形势和严峻的生存环境下。此时,党要求得生存和发展,须臾也不能没有忧患意识。党只有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态度,时时处处以慎之又慎、不能有丝毫的马虎、鲁莽与闪失的谨慎精神来进行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第二种情况是,不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曾几度被“左”右倾错误思潮影响而使党领导的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和损失,这时党内的健康力量在产生严重忧患意识的同时进行深刻的反思,为拨乱反正提供思想力量。如我们党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以及在延安时期对于历史经验的总结,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展的理论与实践活动,都与忧患意识的推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上述两种情况可以称之为“居危思危”。第三种情况是,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历史发展即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的转折关头,党以强烈的忧思瞻望未来,激励斗志。如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又如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实行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历史转折关头,邓小平关于全党要重新学习的论述,都集中而强烈地体现了党的忧患意识。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忧患意识可以喻之为“居变思危”。第四种情况是,党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依靠人民群众,各项事业较为顺利发展并持续取得重大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党能够一以贯之地谦虚谨慎,充满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例如,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球籍”问题的思考,邓小平关于解决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问题的忧思,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关于坚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不懈奋斗的论述,都体现了党的关切和忧虑。我们可以将此时的忧患心态概括为“居安思危”或“盛世思危”。

  如果说,在上述的前三种情况下,我们党能够树立和保持忧患意识还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在上述最后一种情况下,党仍然能够保持忧患意识,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丝毫不敢懈怠,时刻用忧患意识来鞭策自己,这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独特品质和显著标志,是我们党政治成熟自信、从容淡定的生动彰显,这是由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怀有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内在决定的,是党的先进性和创造力的必然要求。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中关于“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论述,我们就会获得新的认识。

  首先,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论述,是对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充分肯定。从积极意义上来看,“四个考验”、“四个危险”之所以出现,其实践基础在于党领导的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内容和显著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是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是历史和人民的坚定自觉的选择。但同时这场革命又处于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处于国内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社会矛盾错综繁杂的社会环境中,党作为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必然面临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从党自身的建设来看,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即比较集中地表现为“四个考验”、“四个危险”。“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提出,就是要求我们以坚韧不拔的意志知难而进,顺利应对考验,切实消除危险,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因此,敢于提出“四个考验”、“四个危险”,表明我们党为战胜未来困难和风险而勇于承担责任的胆略与勇气,体现了党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心和顽强决心。

  其次,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论述,是对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和自身状况的清醒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仅正确地判定了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和社会主要矛盾,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而且进一步明确了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指出我们党现在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受到外部封锁和遏制并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在实行全面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首先使党经受长期执政的考验,因为执政地位不是永恒的,它不可能一劳永逸和一成不变,如果弄得不好,党会面临执政地位被削弱、动摇乃至丧失的风险。这并非危言耸听。与执政考验相联系,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与外部环境考验,都是执政考验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反映,它们在本质上都可以归结为执政考验。考验既已存在,就必须有应对考验的思想准备与得力措施。但突如其来或纷至沓来的考验,常会使人们因缺乏足够的思想心理准备而处于消极被动的应付境地,从而埋下危险的隐患。针对我们党的现实状况,胡锦涛总书记概括为“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这些深刻而一针见血的概括给人诫训、令人警醒,激励我们永不自满、永不懈怠、永不停滞、永不僵化。

  最后,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论述,对我们今后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经过多年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我们在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方面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成果,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反腐倡廉等方面全面开展党的建设,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中提出的“四个考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不能回避,需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危险”则是给全党同志敲响的警钟,需要我们把“四个危险”所关乎的党的思想路线和精神状态、党的工作能力和执政能力、党的奋斗宗旨和力量源泉、党的纯洁性和先进性等方面作为着力点,谋划加强党的建设的新思路、新对策、新举措,扎扎实实地把新时期党的建设这一“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四个考验”、“四个危险”的重要论断,以高度的忧患意识凝练了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党的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而解决好这些问题则具有指导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我们要把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结合起来,把忧患意识转化为奋发进取的不竭动力,提升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开创党建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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