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什么提升公民道德自觉

　　本期话题嘉宾：

　　徐　缨，中共常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章树山，中共南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赵　华，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鲁从阳，特约评论员。

　　统　筹：尤　健

　　编者：法律依靠强制，道德出于自觉。良好的道德品行更多来自个人的修养和信念，它需要人们自觉遵守那些无法律监管的约定俗成的某些规定，并一直坚持这份自觉，养成顺其自然的习惯。这份自觉来自秉性，来自教育，来自环境。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和我省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巨大进步，思想道德主流积极健康，道德领域先进典型不断涌现，社会各界有目共睹。但是，仍有一些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甚至见死不救的人和事，由于舆论的放大效应不断发酵为公共事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提升道德建设成效，促进人的现代化，除了要加强外在约束，最根本的还要唤醒公民道德自觉、加强道德自律，使道德意识深入每个人灵魂深处。

　　道德意识如何深入人心

　　赵华：伦理的制度化有助于在“知”的方面强化道德约束，制度的伦理化有助于从“行”的方面增进道德自觉。

　　现代道德通常被区分为私人道德与公共道德两个层面。作为规范的公共道德是一种底线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种底线却是普遍的，它要求公共道德人人必须遵守。伦理的制度化有助于在“知”的方面强化道德约束，可以使公共道德更有效地被公民接受并实施。制度的伦理化则有助于从“行”的方面增进道德自觉。在制度的实施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更多地考虑到被实施者的心理，如果能够采用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那么公民不仅会对主流的道德话语产生直接切实的体会，而且也会从心里不自觉地对它产生认同。

　　鲁从阳：对传统道德进行现代性的改造，把传统的圣人道德观转变为法治之下的道德观。

　　中国文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从生命主体立言，重生命，崇修养，因此，很早就实现了道德的自觉。但由于中国的传统社会是政治、文化、道德同构的一元社会，因此道德追求与学术追求便受到现实政治的制约，于是这种道德自觉便蜕变为维护政治统治的自觉。为此，要对传统道德进行现代性的改造，把传统的圣人道德观，转变为法治之下的道德观。传统的道德自觉首先意识到的是义务，是义务本位的道德观，而现代的政治自觉则应首先意识到权利，是与公民的权利意识天然联系在一起的，是以权利为本位的政治观，政治与道德回归属于自己的领域，才能实现真正的道德自觉。

　　徐缨：把主流道德话语变为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才能真正走进百姓心田。

　　首先，要了解需求。深入群众，把握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人群的不同的道德需求，把准群众想听什么，什么能听得进去。其次，要转化语言。把需要让群众明白、遵守、践行的道德价值理念转化为他们易懂、易学、易为的“地方话”、“口头语”。第三，要转变形式。改变传统道德教育“你说我听”、灌输式、填鸭式的办法，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群众易于参与、乐于参与，在参与中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常州首创的“道德讲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四德”为主线，精心设计“五个一”的标准流程，推行“六个我”的讲堂形式，推进七大类讲堂建设，通过宣传一个个来自群众、群众信得过的先进人物，传播一件件细微处见精神、平凡处显伟大的优秀事迹，把主流道德话语的基本内容形象化、具体化，使其更加可亲、可敬、可信、可学，引导他们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自觉成为道德的传播者、践行者。

　　章树山：榜样的作用是巨大的。

　　给广大群众树起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道德标杆，通过榜样道德人格的示范作用，来引领、教育和推动群众自觉投身道德实践，这是道德建设行之有效的方法。从上世纪80年代起，南通市每年都要进行文明新风典型的评选，通过各个方面的推荐评比，把当年精神文明领域的先进典型推举出来，至今已连续举办26年共34届，涌现了莫文隋、赴宁蒗支教教师群体、赵小婷、宋英、周江疆等400多个具有时代特色的文明典型。每次文明新风典型评选后，南通市都组织力量对那些社会迫切需要的，容易激发善举之心的先进典型，及时宣传推广，推动评选活动向广度、深度拓展，形成声势。平民楷模事迹更容易使人民群众感动，激起内心的共鸣，正是那些平凡中深含着真情的先进典型，经过有组织的宣传倡导，成为社会竞相仿效的群体行为，使凡人善举得以形成“滚雪球”效应。

　　道德教育需回归以人为本

　　赵华：道德教育要“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

　　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教育一直强调的是对“规范”的灌输，而忽视了对道德主体——人的培养。以至于在道德实践中，人们往往“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使道德实践更多流于形式。真正的道德教育应当关注的是公民对正当行为作出合理判断的能力及采取这种行为的理由，以使公民在道德实践中既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从而可以主动自觉地采取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

　　鲁从阳：道德内化的前提是正视人的需要和权利。

　　中国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决定着人们更加关注眼前利益。改革开放之前，长期的物质资料、精神生活的匮乏压抑了个体需求。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带来了人性解放，长期以来受压抑的欲望以勃兴的姿态高调反弹，同时也出现冲破道德观念、政治原则、价值理想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迷茫、彷徨、失落，甚至丧失了自我。结果，有的人不惜诬陷救命恩人，有的人以“碰瓷”的方式来欺诈普通人，有的人以假扮“乞丐”等身份来欺骗善良人；而这些普通的善良人很可能为了不再被诬陷、被欺诈、被欺骗而拒绝对需要救助的人施以援手；而其他人看到救助者落得的这种结局，也很可能成为冷漠的看客。无论传统还是现代，我国都不缺乏高尚的道德伦理规范，但很难说其对于人的内化是成功的，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过于高尚和神圣的道德观一方面背离了人的自然天性，漠视了人正当的欲望和权利诉求；另一方面，这种道德观缺乏相应的平等观作为基石，对道德规则话语权的重视超过了对道德本身的重视，造成律人者多不自律，本为自律的道德变成了律他的工具。

　　徐缨：呼应现代人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需求等变化，推动道德教育内容、形式和机制创新。

　　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环境、对象、方式都在不断发生深刻变化，道德教育要呼应这些新变化，大力推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体制机制创新。首先，在内容上要体现现实性。要把道德准则化解为日常生活的平常事件、平常行为和平常话语，用通俗的语言解开思想的困惑，用身边的事例说明深刻的道理。第二，在形式上要体现多样性。运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等新技术，拓展道德建设阵地，提供平台让群众去讲、去评、去议、去学，在参与中得到道德的熏陶。第三，在机制上要体现导向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发展考评体系、社会管理等指标体系，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工作导向、考核导向，推动道德建设与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社会和谐等方面统筹发展、相互促进。

　　章树山：“江海志愿者”的成功证明人性中蕴含的正能量，党委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和弘扬好这种“正能量”。

　　任何道德养成只有在道德践行中才能收到实效。南通市在上世纪末成立了江海志愿者服务站，创造了将组织优势、宣传优势和物质优势结合而成的“三位一体”的“南通志愿服务模式”。江海志愿者服务站成立后，一方面在社会上公开招募志愿者。同时，向社会响亮地提出“有困难，请找我”的口号，面向社会接受服务对象，为孤寡老人、军烈属、见义勇为英雄家属、离休干部、下岗职工和特殊困难者传递服务信息，提供各种无偿服务。江海志愿者传递爱的温暖的同时，播撒着爱的种子。许多曾经接受过江海志愿者服务的人主动要求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人民群众在参与服务和接受服务的过程中实现了参与道德实践的良好互动。人民群众的支持使江海志愿服务迅速发展，从一开始注册志愿者30多名，目前已发展到几十万人。江海志愿者的成功证明人性中蕴含的“正能量”，党委政府的责任就是要保护和弘扬好这种“正能量”，并把它转化成公民的道德自觉。

　　激发道德自觉 凝聚道理力量

　　赵华：当前公民道德的主流是“向善”的，但急需建立保护和弘扬“行善”的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传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受到个体本位、金钱至上等观念冲击，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正是在这种转型过程中，社会道德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以至于一些人认为现在道德的整体现状是“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论”盛行。但我们也看到，在面对一些标志性的不道德事件如“小月月事件”时，大多数公民的态度是谴责与痛恨，认为这类事件与社会整体文明走向相悖。所以，从主流上说，当前公民道德的现状是“向善”的。人们之所以“向善”而不“行善”，只是因为现实当中的“英雄流血又流泪”的悲剧让人们“知其该为而不为之”。因此，现阶段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问题应是如何建立保护弘扬“善”的制度，以使人们可以放心、安心地去“行善”。

　　鲁从阳：加强公民道德建设，要努力创设一个健全和规范的社会制度环境。

　　只有当公民具有了健全、理性和成熟的公民意识，才能意识到自己对自身、他人和社会所负有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才能自主地思考和秉持自身所服膺的道德观。加强道德建设，还需要整体社会环境的营造。一方面要有一个理性和成熟的社会舆论环境，通过公共的探讨和对话，来监督和引导社会道德；另一方面要有一个健全和规范的社会制度环境，当公民拥有制度保障的权利和利益诉求的渠道以及全面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就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关心和维护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

　　徐缨：采取分众化、分步化策略推进道德建设。

　　首先，在构建共同道德标准前提下采取分众化策略。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战略性工程，必须坚持以构建共同道德标准为核心，强化全民参与、全社会共建。同时，面对党情国情世情的深刻变化，面对社会成员多元多变多样的价值取向、道德需求，坚持分众化策略，防止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因人而异，按需施教，不断增强理论宣传、舆论引导、价值引领的科学性、艺术性和针对性。其次，在树立长远道德标准前提下采取分步化策略。公民道德建设重在知行合一，是一个从认识到实践、再从实践到认识的反复过程，必须将长远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追求与当前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进行长久的规划和持久的努力，克服急功近利、形式主义思想。善于把道德准则化解为平常事件、平常行为和平常话语，用通俗语言解开思想困惑，用身边事例说明深刻道理，引导群众“积小善为大善，积小德为大德”。

　　章树山：道德建设重在实践。

　　道德建设重在实践，通过实践活动才能使更多人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中国自古就十分重视道德行为实践。孔丘特别重视“躬行”，主张“听其言而观其行”。墨子也注重力行，他说：“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朱熹强调自小练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实践“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当前我们要加强道德建设，也必须通过各种道德实践活动，使受教育者取得道德实践经验，并使之内化为他们的道德信念和情感。道德实践要贯穿于受教育者的学习、劳动、课外活动、社会活动以及日常生活等各方面。但在一定时期内，须有一个主要的目标，而且这一目标应是大多数受教育者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道德实践，还要向受教育者说明有关道德规范的意义，鼓励他们自觉锻炼；向他们讲清行为要求和行为方式，以及如何排除道德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困难，以提高实践的效果；同时应注意检查督促，给予恰当的评价，肯定成绩，找出差距，表扬先进，激励后进，在社会上形成鲜明的扬善抑恶的氛围。

　　编者：道德自觉是对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肯定和自豪，是对道德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和极大勇气。一个缺少道德自觉和道德自信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迈向现代社会、与世界文明接轨的时代变局。这一变局前所未有，影响也波及到社会道德领域，一些传统伦理秩序的破坏使人产生“礼崩乐坏”的感叹，一些道德失范的个案引发全民对道德滑坡的质疑，许多人内心深处滋生深深的焦虑和无力感。道德自觉是道德自信的前提，个人的道德觉醒则是社会核心价值观这座大厦得以树立的基石。公民个体对社会道德的忧虑恰恰证明崇德向善的信念仍是人心所向。面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所呈现出价值观多样性、多元性、差异性的客观现实，对国民进行什么样的道德教育、怎样进行道德教育，才能激发每一个人的道德自觉，让主流价值观在公民内心生根，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关系民族未来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