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嘉宾:
王世谊,江苏省委党校廉政教育研究中心; 陈亦工,江苏省委党史办;
陈培圣,江苏省委省级机关工委; 徐 冰,特约评论员。
统 筹:尤 健
编者:在农民家中住上几天,同吃同住同劳动,带着问题下去,找到办法上来,从省委书记、省长到机关处级干部蹲点调研没有例外……今年开春以来,江苏省开展领导干部“三解三促”下基层活动,要求“科学发展向上攀登、联系群众向下扎根”,这一做法深受群众欢迎,很多领导干部感叹:“下去和不下去大不一样。”实践证明,“三解三促”不仅有利于改善党群关系,也是增进干群互动,促进科学决策的有效手段。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完善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从人民伟大实践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巩固并进一步发扬党的群众工作优势,拓宽干群联系新领域,探索干群互动的制度性安排,事关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也是构筑干群互信,推动形成政社互动治理新格局的关键举措。
“三解三促”的时代意义
陈亦工:“三解三促”是新时期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创新举措。
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保贵经验。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党在90多年来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把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比之为鱼水、喻之为血肉、视之为种子和土地,通过与人民群众的良性互动来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不断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条规律性认识,即党执政的力量源泉来自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只有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不断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
陈培圣:开展“三解三促”活动,是破解基层难题,提升领导机关工作效能,推动科学发展的现实举措。
开展“三解三促”活动一年多来,江苏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率先示范,省级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5000多人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和基层单位,察民情、解民忧、促发展,走访基层单位12000多个、基层群众40000多人,召开各类座谈会5000多场,慰问帮扶困难群众9700多人,为基层办实事6000多件,接待信访群众近3000人,受到群众的欢迎。各部门、单位围绕工作职能,确定了1200多个调研课题,深入了解基层情况和群众诉求,认真分析和总结提炼,使之上升为推进面上工作的思路和举措。涉农部门结合推动农业现代化,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上谋划新举措;经济部门结合稳增长促转型,在发展农村经济、推动企业发展、推进科技创新上寻求新办法;民生部门紧扣群众关注的教育、卫生、就业、食品安全、社会保障等破解新难题;政法、环保、住建等部门集中清理排查和妥善化解了一批重大信访积案、一批基层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仅上半年,省级机关处以上领导干部共撰写驻点调研民情日记、调研报告近6000篇,提出各类建议4900多条,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王世谊:深入基层一线调查研究,是领导机关完善政策、改进工作的基本功。
深入基层驻点调研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坐在车里“察”民情,隔着车窗“看”基层,会议室里“搞”调研,宾馆里面“听”汇报是不行的,一定要与基层群众“零距离”交流沟通。领导干部只有俯下身子与群众打成一片,虚心向基层干部群众学习,通过调查研究,出实招、办实事,才能解决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江苏开展“三解三促”活动中,要求所有领导干部下基层不事先踩点、不搞层层陪同,自付生活费用,直接下到蹲点的住户,在田间地头、基层站所、生产一线与群众拉家常、讲政策、议发展、听牢骚,在相互交流中增进了感情,也发现了基层发展中现实存在的矛盾问题,对于增强决策的针对性实效性科学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徐冰:“三解三促”是政府职能转变、治理转型的创新实践,是官员主动走出围墙、俯下身姿、还政于民的重要举措。
党员干部同群众就公共问题、发展难题,协商对话、协调互动,激发出基层社会的民主活力。“三解三促”不仅促使官民双向有序互动,提高公民对公共决策的认知,提升公民对政府行为的认同,而且带动政府、社会和公民多元化互动,实现基层民主和公民参与在各层次、各领域的全方位扩展。“三解三促”打破了公共决策的层级化和部门化,拉近了官民心理距离,加强了官民直接联系。政府官员能实时感受到群众的需求和压力,决策部门能全面掌握第一手有效信息,及时纠正各种偏离公共目标的行政行为,增强公共决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确保公共决策执行质量和效果。
不同时期干群联系的不同内涵和途径
陈亦工: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密切联系群众,不断从人民群众中获取智慧和力量的历史。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提高农民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利益,解决群众衣食住行问题,甚至是“婚姻问题”,苏区实行了调查研究制度、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红军士兵会议制度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群众工作制度。苏区领导人与苏区干部群众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当时苏区各级党组织都设有监察委员会,各级政府均设有工农检查部和工农控告局,到处都有“工农控告箱”,苏区干部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没过多久,1931年4月2日,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他又进行了补充:“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而正确的调查靠的就是深入群众。至此,深入群众搞调研,成为党的干部始终坚持的好作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行了机关和企业干部定期参加劳动、农村干部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等各种各样的联系群众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更多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渠道越来越多样,干群互动的范围、领域越来越广泛。
陈培圣:不同时期干群联系的“四部曲”。
在不同历史时期,干群联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体可以概括为“四部曲”。第一部曲:干群合一,主要是革命战争时期,官与民一体,官在民之中,干群关系亲如一家人。第二部曲:干领民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党带领人民群众发展经济、建设国家,干群联系更多表现为干部主导和带动的特征。第三部曲:民推干动,随着改革开放深入,群众主体意识增强,针对一些涉及自身利益的重大决策,通过各种方式向决策者反馈态度和主张,及时纠正各种违背民意的行政行为,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第四部曲:走向干群互动。在信息社会条件下,群众表达诉求欲望更强烈、手段更多样,人们的经济诉求与政治诉求、价值诉求相互叠加,实际问题与思想问题、心理问题相互交织,干群联系呈现经常化、差异化、复杂化等特点,客观上要求各级政府和干部增强应对能力,提高互动效率,使干群互动步入制度化、常态化的良性轨道。
徐冰:干群互动是公民参与在中国语境中的时代表达。
我党早期就提倡政策制定中的广泛参与,群众路线更是自革命战争年代就已形成的向群众开放、向基层延伸的民主参与决策的典型。建国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多党合作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政治保证。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政府治理实践经验的丰富,进行了一系列公民有序参与的制度创新,有力推动了民意表达机制和政务公开制度的初步建立。当前,社会转型期间的干群互动,由于网络的出现迸发蓬勃活力,微博问政、网络论坛、线上对话,多元化的互动渠道正在重塑干群互动模式。
王世谊:网络为干群互动提供新的机遇和挑战。
当前,干群互动的范围从现实社会向虚拟社会延伸,互动方式从面对面的交流,转变为网上的匿名沟通。一些舆论领袖利用论坛、微博等新媒体,传播自己的主张,各自不同的观察视角和价值立场,使这些自媒体与主流媒体(主要是党报党刊)的声音形成了“两个舆论场”。打通“两个舆论场”,是现阶段优化干群互动的首要任务。要充分利用网络等新媒体互动性强的特点,向民众宣讲和解读公共政策,使公众了解制定政策的目的、想要达到的目标以及政策将会给百姓带来的利益,以赢得民众对政策的认同、拥护和支持。具体而言,一是推进网上政务公开,将政务流程上的信息及时反映在政府网站上(或建立政府网站与政务流程数据的链接口)。二是领导干部要具备基本的网络知识,学会主动回应网民疑问;基层政府也不能回避矛盾,就群众关心的问题与受众积极互动。三是建立公众参与决策和实施舆论监督的信息化通道,打造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管理社会事务的网上平台。
把干群互动引向制度化常态化
陈亦工:顺应时代要求,创新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
方法得当,才能事半功倍。当前,思想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多元化,互联网等新媒体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改变和影响着人们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和习惯。我们应准确把握社会生活和群众工作的时代脉搏,切实在加强同群众沟通联系、争取群众理解支持上下功夫,切实在改进工作作风、提高服务水平上做文章。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群众工作的新方法,充分运用高科技时代提供的一切手段、渠道,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建立网上联系新平台,特别是当下兴起的“微问政”,充分利用政府微博等传播方式,让群众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办事流程,打开电脑就能表达意愿诉求,鼠标一点就能办理相关业务,网上网下良性互动,进一步拓宽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渠道。
王世谊:将“三解三促”活动固化于制,以“沉下去”的调研方式筑牢领导干部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首先,要努力形成“三个常态化”:一是带着问题下去,找到答案上来的常态化;二是接触普通群众、掌握一手材料的常态化;三是解决点上问题、反思面上工作的常态化。其次,要将“三解三促”活动的考核作为机关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确立开展“三解三促”活动成本核算理念,探索建立“活动按计划、经费进预算、考核有积分、奖惩看实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三解三促”活动的考核要素应包含领导班子、党员队伍、工作机制、发展业绩、群众测评;考核主体应根据考核对象的差异,在考核过程中确定和运用不同的考核办法。应制定可以操作、可以检查、能够落实的指标,对考核指标的设置,能定量的定量,难以定量的,进行定性分析比较,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观随意性。
陈培圣:优化干群互动,关键要讲感情、重实效、树形象。
一要形成干部下基层与群众零距离接触的制度导向。在加强与群众网上互动的同时,仍要鼓励干部多下基层与群众面对面交流。干部与群众的联系需要现实的情感对接。科技再先进,网络再发展,也替代不了置身群众中的作用与效果。二要建立解决基层群众实际困难的联动机制。群众有许多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难题,这些问题涉及多个部门、多方利益、多重矛盾,仅以“驻点调研”或建立“联系点”不能形成解决问题的力量和机制,这就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主体、统筹多方力量,形成具体问题会办、督办机制,确保群众反映的问题得到解决,提升干部下基层联系群众活动的实效。三要坚持公共权力阳光规范运行,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只有权力阳光规范运行,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党的干部才能在群众心中树立威信,党的政策才能为群众所拥戴,群众才会自觉地跟党走。
徐冰:优化干群互动的实质是优化政府和公民社会的互动。
从政府层面来看,一是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优化官员下行的路径选择,拓宽民意上行的合理通道,拓展官民互动的体制空间,通过与群众的协商合作、相互监督,推动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二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有效满足群众需求,同时加强公共文化建设、培养群众的公共精神,创新互动激励机制,吸引公民自发参政议政。三是必须坚守底线伦理,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弱势群体民生需求,以百姓口碑为政绩导向,以民心民意为施政要义,实现行政过程由权力强制向自觉认同转型,使得公权力运行更为顺畅。从公民层面来看,要推动群众主动、有序参与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在宪法、法律框架内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政府自上而下引领,公民自下而上参与,实现两者有序互动、合理博弈、合作共赢,才能走出一条官民和谐、政社互动的社会善治之路。
编者:今年以来,从四川什邡事件到浙江宁波镇海事件,政府“一厢情愿”的决策项目一再成为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面对汹涌的民意,地方干部往往试图以上级有关部门的批复回应,以求平息事态,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这些事件表明,缺乏来自基层民意支持的决策如建筑在沙堆上的高楼,看似宏伟,却一触即溃。当下,政府包打天下的时代已经终结,单方面制定政策并辅以强制力推行的行政方式也渐成强弩之末,优化干群互动,构筑干群互信,才能有力提升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水平,才能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措施牢固建筑在群众意愿基础上,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筑牢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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