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改革促发展

11月19日，江苏发展高层论坛第31次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军，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省政协主席张连珍，省委副书记石泰峰到会听取专家学者意见。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以及省内高校院所的专家们齐聚一堂，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观点、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以“深化改革促发展”为主题，畅谈了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会，并对江苏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出建议。

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用开放倒逼改革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理论创新点，也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性原则。”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杰分析说，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原则完善基本社会经济制度，主要有三个要点：一是明确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地位，全会提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两个都是”标志着两者在法律上、政治上、资源配置上，投资经营上以及竞争上将有完整彻底的平等地位。二是全会还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两个产权同样“不能侵犯”。三是提出不仅支持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经济，也同样支持非公有经济控股的混合经济。这三个要点对稳定目前的民营经济，振奋他们的再投资精神，都将会有很大作用，江苏是民营经济占很大比重的省份，在此推动下，未来无疑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认为，用开放倒逼改革已成为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很充分，而对内开放还远远不够。因此，对内要开放，对外要改革。通过对内开放来促进改革，或者说使开放型经济的升级版推动改革的升级版，从而推动中国取得发展的红利。对于开放倒逼改革，他认为将呈现八大趋势：从商品市场开放全面转向要素市场开放；从制造业的全面开放转向现代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从行政分割的区域市场开放转向全国统一市场的开放；从单一的国有资本参与竞争转向包括外资在内的非公资本开放；从“正面清单”管理转向“负面清单”管理；从遵循全球规则的国际开放、多边规则和双边规则的开放转向单边市场的自我开放；从被动适应全球化转向主动创造全球化的机遇；在区域发展上，从争取优惠政策创造洼地效应转向通过推进改革来创造洼地效应。对江苏而言，要考虑以下几点：一是全球化市场的问题，从主要利用别人的市场转向主要利用自己的市场；二是从利用低级要素转向利用高级要素，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三是从价值链的世界代工者转向价值链的治理者；四是从引进FDI为主转向培育自己的跨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最后是政府从招商引资的投资驱动全面转向法治型和服务型的政府。

改革需要系统性突破，也要立足自身特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认为，上海自贸区的经验是“可复制”的。对江苏来说，无论是在宏观层面、中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上，都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从宏观层面看，江苏的很多治理如政府治理以及研发等都走在前面，随着产业的转移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江苏经济的转型也会和上海一样转向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从中观层面来看，像连云港这种城市也可以申报自贸区。他说，上海自贸区最核心内容是人民币国际化，但是其他的城市要各自考虑各自不同的特点；从微观层面来说，江苏的园区经济尤其是苏州园区发展得很好，在如何对接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更上一个台阶方面，也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江苏也要加强顶层设计，推动改革系统性突破。”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徐康宁认为，而系统性突破的关键是构建让优质高效的要素能够脱颖而出的市场和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激发市场最大活力。”这个可以作为江苏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具体突破口。徐康宁还就此提出“三个凡是”：凡是能让非公有资本代替国有资本的领域，充分让非公有资本发挥作用，体现活力；凡是非公有资本高于国有资本效率的地方，充分让非公有资本担当主角；凡是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发展的要素，充分加以使用并最大限度激活其潜能。他建议，对于江苏而言，要深入推进更高层面的国有资本重组，应该更多关注技术要素从何而来，要更多发挥市场决定技术创新的资源配置，建议省里组建江苏工业园带动中小企业的创新，主张江苏打造国际化要素市场，使江苏的市场化改革更具有国际的标准。

市场要挑大梁，政府不能缺位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姚先国介绍了政府转型的浙江实践，他认为政府转型是整个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和核心，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是最核心的问题。这其中就要解决横向分权的问题，即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如何分权，要釜底抽薪地还权于民、还权于企业，并要有制度进行保障。

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洪银兴认为，江苏的强政府并没有弱化强市场，但是合作模式也需要在改革中转型。“我认为从江苏改革的角度来看，按照两个毫不动摇的宗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现阶段江苏改革的一个着力点，关键问题是要培育好市场和完善监管体系。”他指出，面对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需明确市场和政府作用的边界，效率性是市场需要解决的，而公平性必须是政府需要去解决的。政府可作为的领域有：市场失灵的方面，比如公平分配；市场解决不了的方面，比如环境保护；市场调节下企业不愿意进入的领域，比如公共性、公益性项目；解决市场有效运行的环境。洪银兴认为，地方政府的政绩观也要做出明确调整，今后比地区的政绩，要比经济结构，比生态，比民生，比创新能力，比社会发展水平——这将是今后地区之间竞争和中央政府考核的主要方面。在新的体制框架下，他提出了江苏的五项主要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和人的城镇化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和制度安排；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需要政府提供激励制度和政策；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前瞻性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和环境建设需要政府的制度性安排；开放型经济需要政府协调和环境建设。

改革进入3.0时代，社会治理要现代化

南京大学社会风险和公共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童星从社会治理角度分析了政府作为。他认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都是必不可少的。江苏应当而且可以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扶持社会组织成长，尽快启动社会组织备案制，以替代目前低效的注册制；将公益性民间组织纳入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社会基层治理平台的作用，变“政府独奏”为“社会合唱”。在治理手段上，他建议，应综合运用法、理、情的积极功能，将依法管理与以理服人、以情动人有机结合起来，更多地实施“柔性社会治理”。在治理过程上，“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他建议江苏应当积极探索建立健全诉求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民主参与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党政主导群众维权机制以及群众工作机制。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院长蒋伏心认为中国改革进入3.0时代，在这个机遇下，要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江苏首先要进一步扩大市场的覆盖面，扩大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空间；其次要提高市场完整度，打破行政区划的障碍；第三要提高市场的规范性，建立竞争有序的市场，政府要维护价格信号的客观性，出台严厉的法律法规。“我认为保证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必须要有强政府。”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政府改革，政府转变职能不能简单地归纳为放权。对政府，要先确定责任再确定权力，并使权力与责任相称。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上，江苏在三方面可以先行先试：一是围绕转变发展方式以建设江苏创新体系为中心来推进系统改革；二是建立有活力的所有制结构；三是围绕城镇化建设来推进统一市场的发展。□

责任编辑：许　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