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将“变通”成变痛

　　文/张裕新

　　据报载，中央颁布八项规定和反“四风”开展以来，一些部门、单位餐费都大幅下降，财政预算却没有明显减少，那么节省的钱都去哪了?一些基层干部表示，其实他们很多情况下都是将餐费报销成了办公用品，这层窗户纸大家都不愿意捅破。笔者联想在财政部门工作时，知道苏北财政系统某办公室主任，为迎合领导，安排小姐提提精神。某次快活回来报销费用，说出差路上撞死了一头牛，赔了人家5000元钱，以至于在财政局里也就有了“一晚嫖了一头牛”的笑话。可想而知，这些“办公费”和“牛费”都是“变通”而来的，笔者认为，盖因“变通”一词有着扑朔迷离、美艳朦胧的保护色，它不象“变更”那样直露，也不象“变改”那样鲜明，它含蓄、委婉，既要“变”（改变原则），又能“通”（通得过），这就是“变通”一词的功效和魅力。

　　其实，历史上早就有人深悟“变通”的妙用。唐代武则天闻京城内外官员吃喝成风，乃严禁屠牲，虽三令五申而风不止。一日，某京官出巡，县衙进肉款待，京官问：“何以杀羊？”县官曰：“非杀，狼咬也。”京官笑曰：“狼咬则无妨。”稍倾，又进鲜鱼一盘，县官复云为狼所咬……明知县官满嘴荒唐言，明知犯了武皇则天的禁令，因换了一种说法，便得以“变通”了，京官照样举杯行令，吃得满嘴油污。

　　“换一种说法”，“变”而又“通”的衣钵在我们工作中被某些人继承和发展了。明明是公费旅游，却从未发现“旅游费”开支，这里“旅游”二字早已被“变通”为“考察”了。明明是公款吃喝，在报销的发票上找不到菜单费用，只要开成“会议费”或“办公用品”这两棵可靠的大树不就“变通”了吗？“回扣”一词说得多么难听，给人一种脏兮兮的感觉，“变通”一下，就说成是“劳务费”嘛！既自然又动听。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嘛，有“劳”当然有“费”了。谁不知“受贿”是犯罪，贿上门的钱是拿不得的，但是“变通”一下，堂而皇之地说成是“介绍费”、“手续费”、“咨询费”不就行了！于是，便有人敢拿，而且拿了也不感到心虚后怕。

　　“能变通、会变通、敢变通”是一种时髦的口号，本是鼓励创新的，但创新与变通显然是两回事。创新是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变通是否定基础上的改变。说白了，变通就是钻空子、打擦边球，就是把现有的规矩、约束摆脱掉，达成自己的目的。“变通”实际上成了歪嘴的和尚，把国家的政策唱歪了，把中央的精神唱空了，损害了群众的利益，损害了国家执政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八届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本位主义，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其实，我们许多为官者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当今的“变通”是一块遮羞布，都清楚“狼咬羊”、“狼咬鱼”是美妙的谎言，但由于私心膨胀不能自尊自律，不能尚节守廉，便无视党纪国法，自欺欺人地变“黑”为“白”、变“丑”为“美”、变“恶”为“善”。殊不知，“变通”绝无通路，紧随着“变通”的便是变质、变节，最后变成人民的罪人。

　　此时“变通”已“变痛”，有的痛哭流涕，有的痛打耳光，有的痛得度日如年，有的痛得彻夜难眠，还有的痛碎了父母和妻儿的心，但为时已晚了，后悔当初的“变通”成为如今的“变痛”。

　　责任编辑：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