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只缘一曲后庭花”

主讲嘉宾：周毅之，哲学博士，政治学教授。曾任中共江苏省委党校副校长、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群众杂志社总编辑，江苏省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主任，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委党校兼职教授。出版有《周恩来的行政哲学》、《走出低谷之路》、《走进新的理论境界》、《周毅之自选集》等著作。

读历史，常为曾有过的辉煌而自豪，但也不要忘记曾在脚下土地上发生过的那些“不是好兆头”的事。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了曾发生在南京的历史旧事：“南北朝时期南朝陈国皇帝陈叔宝，在位时生活奢侈，不理朝政，后来隋军南下，其军队不堪一击，陈叔宝被俘病死，他所做的诗《玉树后庭花》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唐代诗人刘禹锡在《金陵五题·台城》中写道：‘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当时总书记谈到“现在，生活上奢靡之风、奢华之风很甚”，“弄到奢靡、泛滥的地步”时，慨然告诫：“历朝历代，奢靡之风盛行都不是好兆头。”这种忧患意识，这种担当情怀，应为我们刻骨铭心，须臾不可稍有懈怠。

“不是好兆头”的那些事

陈国之亡，刘禹锡说：“只缘一曲后庭花”，当然这是一种典型化的抽象。后主时的陈国，那些“不是好兆头”的事远不止于此。陈霸先夺梁基业而开启陈国，历武、文、宣三帝，内廷一直简朴。陈叔宝“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就嫌父祖辈留下的宫室简陋，藏娇恨无金屋，于是在原临光殿前建结绮、临春、望仙三阁，高数十丈，空中复道相连，“穷土木之奇，极人工之巧”，用沉香檀木做窗户栏槛，香飘数里，饰金玉珠翠，设宝床宝帐，分别住进一个个宠妃美人。刘禹锡所说“结绮临春事最奢”，“结绮”、“临春”就是陈叔宝所建三阁中的两阁。于是日日纵酒斗艳，夜夜歌舞寻欢，连朝中大事也是抱着宠妃坐在膝上“共决之”。隋军打到南京城下，后主称金陵自有“王气在”，只顾纵酒作乐，连告急文书扔到床下都没有启封。大将萧摩诃因后主淫其妻，心怀怨愤，面对隋军攻城而坐视不战。难怪隋文帝杨坚说，“亦是可笑，盖天亡也”。

可叹“台城六代竞豪华”，朝朝都有这种“不是好兆头”的事。孙策、孙权夺国三一，鼎足东南，但到了孙浩手里，满朝昏庸淫乐，后宫女子上万。据说孙浩上朝，阶下站着的都是“老丈人”，难怪落得个“一片降幡出石头”。穿过六朝到南唐，后主李煜又是“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的角色。仅说他“喜浮图”一事，当时国事已风雨飘摇，府库空虚，但仍沿“南朝四百八十寺”之风，到处崇修佛寺，仅一道场便“日供千僧，所费皆二宫玩用”。最后落得连自己老婆也保不住，被掳到洛阳，小周后也不得不常去“参拜”赵光义，即所谓“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家国两破，空作怨嗟，吟几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纵有文采，又有何用。

常常看到，一朝新启，尚思筚路蓝缕之艰，而到了积累渐多，进入繁盛“平台期”，“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事就冒了出来。大修楼堂馆所，着意亭台阁榭，歌舞游宴，乱花迷眼，满国求神拜佛，访仙祈福，花的是祖宗的积蓄，耗的是民脂民膏。这就是走下坡路的“兆头”。宋初两代，国势攀升，到真宗便知道“享福”了，那些“不是好兆头”的事逐一登场，主要的推波助澜者便是出身苏州的丁谓。此人聪明机灵，有一次真宗钓鱼未得，郁闷得很，群臣无计，独丁谓献诗说，“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钩迟”，逗得真宗顿开笑颜。此人尤擅装神弄鬼，以天书符瑞之类欺蒙真宗，使淫于封禅，又耗巨资修玉清昭应宫、会灵观、景灵宫等；当然还有罗织罪名，排挤寇准，与王钦若等被视为朝中“五鬼”。现在工程管理学常以丁谓造玉清昭应宫为运筹学典型案例，也无不可，但别忘了此宫曾用工匠数万，有3600余楹，历时15年，耗资不可胜计，此后宋朝国势日衰，再未有起色。正是这个丁谓，镇南京时在秦淮河畔、西水关头建（有说“重建”）赏心亭，说是用以张供真宗所赐的《袁安卧雪图》。亭势雄伟，工作精巧，耗资巨大，拍的是皇上的马屁，抖的是自己的威风，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难怪刘克庄《梦赏心亭》说，“梦与诸贤会赏心，恍然佳日共登临。酒边多说乌衣事，曲里犹残玉树音。江水淮山明历历，孙陵晋庙冷沉沉。晓钟呼觉俱忘却，独记千门柳色深。”诗虽未开特别意境，但此中所数赏心亭、乌衣巷、玉树后庭花、江水降幡、淮山白骨、孙陵、晋庙，直到台城柳色，点点都是伤心事。

为何总还有“隔江犹唱后庭花”

被称为“欧洲的孔子”的弗朗斯瓦·魁奈盛赞中国人对历史之敬重与偏爱。他说，“历史是中国人一直以无与伦比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什么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自己的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存自己的历史典籍”。但是，如此敬重历史，一再申明“以史为鉴”的人们中，总是有不断忘记历史的事。人们明知道“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但杜牧夜泊秦淮时还是偏偏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鲁迅说，中国人记性不好，看来确有这样的事。《阿房宫赋》里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这不就是一代又一代都有记性不好的事么。

历朝历代，为什么总是“涛声依旧”，重复昨日的故事？其实，对于朝廷中人来说，腐败之患，奢靡之祸，此理常明。当年南京城里反腐甚为严苛的朱元璋，立誓必“除贪赃官吏”，对此不可谓记性不好。但是他最后还是输了，不得不哀叹“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擢用之时，并效忠良，任用既久，俱系奸贪”。何以至此？先看看他做了什么，看看他当年反腐反贪的决心之大、用典之重、出手之猛。

朱元璋反腐，用典不可谓不重，甚至用刑极为严酷。他亲编的反腐条例中，有“收受衣服一件，靴二双”，有“圆领衣一件”，有“书四本、网巾一个、袜一双”的，皆处捶楚、刖足、流放之重刑；贪银六十两以上的，即“剥皮实草”，做干尸示众。南京有个太平门，朱元璋在这里集中对大批贪官行刑，自己“亲诣太平门，将各官吏捶楚无数，刖其足，发于本部昭示无罪者”，即把受刑者抬到各自本部门示众，对无罪者作警示。这种场面，连他自己也承认，“朕自观之，毫发为之悚然”。

朱元璋反腐，不可谓没有法令规定。他亲定《大明律》，专设《受赃》一篇；而后又亲编《明大诰》、《明大诰续篇》，都是反贪腐的规定和惩治贪腐的案例汇编。而且《明大诰》印数千万，几乎满国每家每户一本，不少人家还“供于正堂”，教子弟习诵。如果谁家有人犯贪腐之罪，而家里没有《明大诰》的，罪加一等；有《大明诰》的，可稍从轻，目的是为了这些规定能家喻户晓，牢记在心。

朱元璋反腐，组织机构不可谓不严密。他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专纠百官”，逐年提为正二品衙门，品秩同六部尚书衙门。他又对应六部衙门，设“六科给事中”，专事监察六部。对各地方设“巡按御史”，“代天子巡狩”。同时还专设直接隶属自己的检校官，“转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连道听途说的事也必须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

朱元璋反腐，也未见存心偏袒达官显贵，“老虎、苍蝇”都打。他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驸马贩私茶而被赐死，他的亲侄子违法乱纪被罢官，开国功臣汤和的亲姑父因隐瞒在常州的田产而不纳税，也被处死。他甚至主张民可告官，可越级告状，怂恿乡民直接绑贪官进京告状，曾对阻拦百姓进京告状的处阉割之刑。

但朱元璋反腐，最终还是败下阵来。满朝满国，“朝杀而暮犯”，越反越腐。仅户部侍郎郭桓盗卖官粮一案，涉案大小官员7万余人。明朝官员满任期要“终考”，即任期考核，但洪武元年至十九年，两浙、两广、江西、福建的所有行政官员，没有一个得满任期，还没有到“终考”就被贬黜或杀头，这叫“满篮子鸡蛋，没个不臭的”。这样一来，弄得不少府衙居然无人办公，不得不让一些有罪官吏戴着镣铐上班办事，此类戴镣铐办事的官员在各府衙一度多达328人。连他专设的监察机构如六科给事中、巡按御史等也贪腐不断，而直接隶属于皇上的检校官后来则演变为臭名昭著的东厂、西厂。

如此看来，一朝又一朝，挡不住重复昨日的故事，挡不住“隔江犹唱后庭花”，实不是记性不好，而是未得其策，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朱元璋反腐，立意在严刑酷法，以高压态势吓阻天下人，使“不敢腐”。这或能收一时“扬汤”之功，而终非长久“抽薪”之计，木虽伐而根犹存，必剪而复生。细究历朝政制态势，莫非集权。政府权重，揽天下资源之配置，奇货可居，求官求权者当然如群蝇之逐腐肉。如果没有滥权，把这些权力除公共必需者外一律删削，形成无可“逐”之权或获利不在此权的格局，逐腐之蝇自然散去，这就是构建“有限政府”。与此密切相关，公共必需之权力的运行，还应公开透明。如果政府用权在官员意志，随意裁量，私相授受，求官求权者便如群鼠之钻黑洞。如果把权力运行一律程序公开，天下昭然，“钻黑洞”的自然无路可寻，这就是“透明政府”。“有限政府”、“透明政府”，朱元璋自然想不到，也不能苛求他想到，此道理是他之后约300年的一个叫洛克的人想到了。而朱元璋当时做的正好与此相反。他倾心追求集权，前朝恐难有比肩者。他鉴于历朝王权相权之争而废宰相制，集立法行政监察大权于天子一人；他所派巡按御史本为“代天子巡狩”，实际驾临地方权力之上，成为以天子名义的特殊权力层级，实为天子夺了地方的权；他痛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把孟子的牌位也扔了。他的“无限政府”从政制上造就了腐败的无限可能性，也造就了事实上的无限腐败，怎么反也反不完了。他一味用捶楚、刖足、砍头、剥皮实草来试图吓阻官员“不敢腐”，却不知如何改革政制以保障“不能腐”。如果说他也有过改革，那是在政制上走回头路的改革，强化集权只能造就更多腐败，这与他的反腐决心南辕而北辙。一朝又一朝，就这样“涛声依旧”，只要政制不改革，就总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市场，甚至就总会有人心里明知“亡国恨”，但还是忍不住去欣赏、享受“玉树后庭花”。

魏征评述的一个观察盲区

其实说到改革，哪怕是小改小革，也极为不易。朱元璋立足南京，开始还“筑高墙，广积粮”而“缓称王”，但一旦开国大明，一下就封了二十几个王，世享爵禄，这就为后世留了个大难题。这些藩王子孙繁衍日多，爵禄供养水涨船高，后来一年竟需850万石粮食，而国库所能支付的只有400万石。于是有人建议改革藩王制度，削减藩王供养，以缓财政崩溃之虞。但是，藩王羽翼已丰，势力太大，又是亲情骨肉，只得作罢。直到明朝覆亡，此事也没有改成。改革是利益的一场再分配，既得利益者决不会将他手中的既得利益拱手相让，想改但轻易是改不成的。后来清代的八旗制度也如出一辙。清军入关，圈地分给八旗子弟，八旗子弟不使务农经商，唯有行伍一途，不当兵就靠圈地收租供养，八旗子弟家户日众，无地可圈，国库供养又力不能支。康熙、雍正就想改这个制度，但同样心有余而力不足，想改改不动，既得利益的八旗子弟不答应，所以直到清朝覆亡仍没有改动。如此看来，皇帝也没办法下决心，也没招能改得动，天下是没个规矩了。其实，藩王、八旗们的权力与皇帝的权力相较量，谁有实力谁说了算，权力之上再无可约束的力量，这就是人治。人治本来就是“没规矩”。人们常讲权力必须受到约束，但要约束权力，就必须有比权力更大的力量。这个力量一定不是具体人，因为具体人还是靠更大的权力，就还是“没规矩”。因此，这个权力之上的力量必定是超越具体个人的力量，这只能是法。人上有法，权在法中，“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就是法治。“有限政府、透明政府”，其根本在法治政府。

当然古人们绝不会想到这一点，连商、韩等法家之辈也想不到。他们只想“奉法”以捆住社会而得行政令，没想过“奉法”以笼住权力而维护社会的权利。惟其如此，权力大而法小，权力为本而法为用，法盖不过权，权力就可以不必顾忌“规矩”而为所欲为。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坏人容易办坏事，而好人难以做好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魏征评论陈后主，确有他自己丝毫没有意识到的一个观察盲区。古代治国者中，魏征应该说是个出色人物。他熟知“玉树后庭花”的故事，评陈后主谓，“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不知稼穑艰难，复溺淫侈之风。宾礼诸公，惟寄情于文酒；眼近小人，皆委之以衡轴；遂无骨鲠之臣，莫非侵渔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庭，临机不寤，冀以苟生，为天下笑，可不痛乎！”说的都是个人的品行才质，丝毫未及国中法度。但细想起来就当时政治构架，纵然换个比陈叔宝强的人，又当如何？大明皇帝不是对藩王们也无可奈何，连康熙、雍正对八旗子弟不也是没招儿么？崇祯帝算是个夙夜在公、志在图强的，最后不是自缢煤山么？当然，这样看，似乎有点苛评魏征，少点儿“历史主义”的味道，但这里主要不是评魏征，而是反思治理体系的构架，思考权力与制度的笼子。

当然，中国传统生活中还另有一招，那就是在权力之上还有道德，以道德力量管权力，叫“内圣外王”，修身明礼，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好传统，也培育了无数仁人志士，至今仍应好好珍惜和弛扬。但是，过多寄托于伦理约束、道德感召，并不能从根本上制约权力。人人皆天使，则无需政府；政府是天使，则无需法律。事实上这不可能。传统社会中，实际上正是以“德化天下”、“泽被四方”的名义为权力的任意作为而作背书。所以，要坚持道德力量的感召，但同时必须牢记邓小平的那句话：“搞法制靠得住些”。如果把鸡蛋只放在“德化”的一个篮子里，那可能就如传统社会政治生活中那样，一边是德礼高悬，一边是权力恣意妄为，免不了撕裂官场人格，一面是崇法修礼，另一面则靠不住正在安享“玉树后庭花”。我们从小就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深感其中的道德仁人之心，现在仍在教自家小孩读。写这首《悯农诗》的是无锡人李绅，他还有一首诗中说，“我愿燕赵姝，化为嫫母姿。一笑不值钱，自然家国肥”。意思是希望天下女子都长得像嫫母一样难看，自然政治清明，家国富足。但他自己任司空时家里却美女新妆，私妓成群，连时任苏州刺史的刘禹锡看了也眼馋，半开玩笑地吟一首《赠李司空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李绅听了，就选家妓送给了他。也是这个吟“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的李绅，为了讨好当朝宰相李德裕，进长安时居然带上家乡无锡的“二泉水”献给李德裕。李德裕大加赞赏，下令专人不断把“二泉水”送到长安。想想当时从无锡到长安，车载马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何等艰难。此以水为贿者仁人之心安在？哪里还见半点儿“粒粒皆辛苦”的情怀？到了这种官场双面人格的时候，靠道德感召怕是越发靠不住了。所以，还是回到邓小平的话，“搞法制靠得住些”，“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建设法治国家。□

责任编辑：汤建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