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公祭，是作为每一个中国人必须的记忆责任。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77年前，在南京，侵华日军造成的无数惨无人道、丧尽良知的暴行千夫所指；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但悲怆沉痛的往事绝对不可绕过。
记者：今年12月13日，我们在南京要迎来第一个国家公祭日，以法律的形式，以国家的名义。2005年，您第一次提出将每年12月13日设立为国家公祭日，请谈谈您当时的想法。
赵龙：我从2003年开始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江苏省人大副主任，从那一刻开始，我牢记自己的职责和义务，认真履行常委职责。2004年，我的孩子从海外回来看望我，我带他去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一般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一张张图片，一幅幅场景，让我们百感交集。我的孩子认为1937年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滔天罪行丧尽良知、泯灭人性，而这些情况海外华人和外国人了解太少了，他想带到国外给他的同学观看，有助于他们了解这段历史，珍惜现在的和平。事实上，70多年前，发生在南京的大屠杀惨案至今还让幸存的老人们记忆犹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南京大屠杀只有停留于书本的模糊印象。我认为这段惨痛的历史不仅要让海外各界人士了解，更要在国内扩大影响力、增加关注度。
记者：您当时为什么要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国家公祭的提案？
赵龙：参观之后，我的心情非常沉痛。“南京大屠杀”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人类三大惨案之一。抚今追昔，我们要牢记历史，珍惜和平。但同时让我困惑的是，另两处惨案发生地，即波兰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和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均为国家级纪念馆，并均已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日本作为一个发起战争的国家，竟然都可以这样重视本国因战争带来的伤痛。而我们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当时还只是个地方纪念馆，并没有成为国家级纪念馆，这与它的实际意义以及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还是有差距的。同时，我们对死难者进行悼念活动的规格相对来讲也比较低，还是停留在以南京本地的纪念活动为主。这说明我们并没有充分认识这一历史事件蕴含的历史意义。
当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朱成山馆长陪同我们一起参观，我们就这个问题交流了很久。我们认为，应当从国家层面出发，从历史角度出发，把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纪念，提升到对日本侵华期间全国死难者的纪念，提升到国家记忆的层面；把纪念活动的规格提升到国家公祭的规格。朱成山馆长希望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表相关意见。我当时说干脆就写提案。两人一拍即合，开始着手准备。
之后一段时间，我着手了解情况，搜集相关资料。同时，我还拜访了省人大副主任秦杰。他是一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老南京人，也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活动的组织者。从他口中，了解到第一手资料，也得知幸存者生存状态堪忧。一方面，这些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不断逝去；而另一方面，从国际上看，企图歪曲历史的日本政客仍然存在，他们拒绝将南京大屠杀写进日本教科书，甚至混淆视听，在公开场合否认这一历史存在。我个人认为，这件事情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我在2005年政协会议上，提交了两份提案，建议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应升格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同时建议每年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当时，我在全国政协会议小组会议上，进行了发言，把我这两份提案的理由和想法都作了介绍，并且希望得到更多政协委员的支持和签名。
记者：当时的反响如何？
赵龙：当时反响非常热烈。短短两天功夫，就有49名政协委员签名。其中包括我们江苏省的几位政协副主席。这两份提案公布之后，尤其是我的提案《关于将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祭日的建议》，引起了政协会内会外的不小反响。这份提案得到广大媒体的关注，有十几家媒体采访我，网民们也给予很高的支持。其实从我自己个人来讲，当时也是有所犹豫的。当时中日关系还是比较和谐，我也曾经反复考虑抛出这份提案时机是否适宜。但是我一方面想到我自己是来自江苏的政协委员，我不提，其他人更难提。另一方面，我想关于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建议，本身是跟外交形势没有太大关联的。中日关系好坏，跟我们设定公祭日没有太大的关联。
现在看来，通过确定胜利纪念日、公祭日来铭记历史、反思战争、缅怀在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和死难的同胞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这两个决定，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强力回应，明确表明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尊重生命、维护社会正义的信念，也有助于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那段历史。
记者：会后这个提案有相应的回复么？
赵龙：有。当年有关部门迅速给了答复：有待于以后来考虑，暂时还不具备条件。我在写提案的过程中考虑过几种可能，收到的答复其实也是预料之中。9年以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我感到比较欣慰。也有人说9年了，才有这么一个答复，是不是时间很长。我想不能说时间长，就我个人来讲，9年很长，但是对我们历史来讲，将这种重大历史事件定为国家公祭，要考虑很多因素，要反复论证，9年不能算长。
记者：那次提交提案之后，您为之又做了哪些努力？您今天如何看当时的行动？
赵龙：提案提交之后，接下来几年，我又陆续写了与此相关的提案，提出《对日军侵华期间见证人进行抢救性保护的建议》，呼吁保护关爱南京的受害者，他们中间很多人已经纷纷故去，尤其是一些慰安妇，要对她们进行抢救性的保护等等。这份提案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相关部门采取了行动。2007年，我提出《关于发行抗战爆发70周年的邮票的建议》，没有被采纳；《改善抗战老兵待遇的建议》，引起相关部门关注，民政部门也发文，出台了相关措施。在2012年，我又写了一个《关于把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升级为国家级纪念馆并申报历史记忆性文化遗产的建议》，重提2005年的提案，这个提案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
今年1月，朱成山馆长与我通电话，他讲关于我们这个提案，可能有戏了。之后，朱成山馆长参加了国家公祭日立法座谈会，他春节期间跟我通电话，说在人大会议上开始讨论了。我当时感觉比较欣慰，对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的纪念必须叫国家公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照壁上镌刻的一段话应该让全体国人永远铭记：“让白骨可以入睡，让冤魂能够安眠，把屠刀化铸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让孩童不再惊恐，让母亲不再泣叹，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洒满人间。”
记者：最后再请您谈谈设立国家公祭日的历史意义。
赵龙：由地方级别的纪念活动提升到国家层面特别是由全国人大用法律的形式来规定为国家公祭日，跨度比较大。我想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意义，最主要的是要表明我们中国人反对侵略、捍卫人类尊严、尊重生命价值的理念。这个理念通过设立国家公祭日的方式来向全世界宣告。这对于我们30万遇难同胞来讲，对于抗战期间受害的广大中国人来讲，是一个莫大的告慰；对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来讲，具有深远的教育意义；对日本右翼势力来讲，是对他们挑衅的有力回击。设立国家公祭日，其深远的历史意义远超现实。历史是需要世世代代铭记的，世界和平需要世世代代维护下去。□
责任编辑：张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