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文化和谐共生，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新型城镇化实施效果的重要评价标准。我国城镇化的实践表明，城乡文化的和谐共生，主要表现为农民或农民工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城乡文化发展一体化。近年来，为推动城乡文化和谐共生，江苏各地积极探索，积累了许多好的经验与做法，其中，发端于常州市继而普遍在全省开办的道德讲堂，不仅成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平台，也成为促进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有效载体，值得重视与完善。
道德讲堂传播了社会文明观念，增强了农民的文明意识，加快了农民市民化进程。农民或农民工市民化不仅体现在身份的外在转变，同时还需要观念的内在转变。转变观念，除了自发的力量推动，还需要自觉的力量推动，道德讲堂就属于自觉的力量。目前，各地道德讲堂包括七大类，其中就有新市民道德讲堂。新市民道德讲堂的出发点，就是帮助进城农民或农民工摒弃落后的生活方式，更好地适应城市现代生活，使城乡文化有机整合，在新市民身上融为一体。道德讲堂通过我听、我看、我评、我行等步骤，引导新市民鞭挞不文明行为，逐步树立文明观念。新市民道德讲堂并不局限于固定场所，还设立流动道德讲堂，如利用节假日举办“学习礼仪知识，争做文明新市民”讲座，组织新市民游览城市，看城市巨变，把道德讲堂搬上游船、汽车，增强新市民的市民意识，使城市文明更快地融入新市民的认知结构。
道德讲堂构建了道德风尚高地，提升了农民、市民的道德素质，增进了城乡居民的价值认同。价值认同是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重要基础。现代城乡文化关系，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占主导的一元与多样的关系，其中一元是主体，多样是形态。只有当城乡居民都确立了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共识，城乡文化才能获得和谐共生的最坚实的道德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法治建设的不到位，道德信仰的缺失，无论农村还是城市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社会公德匮乏、职业道德沦丧、家庭美德缺失、个人品德下降等现实问题。道德资源与道德行为的匮乏，导致城乡文化缺乏良性共生的主体性道德基础，而道德讲堂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主体道德意识，增强了道德判断力，培育了道德荣辱观。各地道德讲堂坚持以“身边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人”，积极开展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如围绕“礼仪”主题，推进社会公德建设；围绕“诚信”主题，推进职业道德建设；围绕“和睦”主题，推进家庭美德建设；围绕“友善”主题，推进个人品德建设。通过努力，城乡好人好事不断涌现，城乡居民道德素质显著提高。
道德讲堂弘扬了优秀传统文化，以文化人，有效发挥维系城乡文化的纽带和涵养作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既是城乡居民“集体记忆”的延续，更重要的是集体身份的认同。基于对共同历史文化的认同，城乡居民超越了地域、阶层、职业、空间的界限而牢固地凝聚在一起。但在现实生活中，乡村文化往往成为落后文化的代名词，城市中心主义、城市文化优越感等等，对乡村文化造成很大冲击，导致城乡文化内在的对立和冲突，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现实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道德讲堂就具有这种文化自觉，肩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各地的道德讲堂并不简单地请专家、学者宣讲传统文化，局限于“坐而论道”，更注重与传统的节日、传统的风俗习惯有机结合起来，在开展“我们的节日”、邻里节等活动中，既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消除传统文化中的不健康成分，同时注意充实一些与现代文化生活相适应的文化元素。比如，一些城市社区道德讲堂借助中秋节、春节等传统节日邀请城市农民工参与活动，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消除了农民工的心理距离，使农民工在感受家的温暖时增强了对城市文化的认同感与精神归属感；一些社区则借助“邻里节”等活动，鼓励大家走出家门相互熟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使原本属于农村文化的熟人观念与城市文化结合起来，推动了城市社区文化共同体建设。
道德讲堂构建了社会支持网络，提高农民的社会适应能力，促进城乡居民互动、城乡文化互适。农民或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变为市民，但他们受自身文化素质、生活习俗、职业环境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往往难以融入城市社会，沦为“都市乡民”。都市乡民在城市大规模复制乡村生活方式，“老乡”意识、“故乡”情结、“同乡”传统成为他们社会联结的主要纽带。大量“城中村”、城市“边缘人”的出现，说明城乡文化并没有因为农民身份的市民化就能融合。城市新市民由于缺乏朋友、组织支持，甚至受到歧视与偏见，他们就会自我封闭或文化隔离。旧的城与乡地理空间上的文化二元结构，就演变为新旧市民、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等城市内部新二元结构，造成城市社会的分裂甚至对立。现实中，道德讲堂的优越之处在于：它作为一个固定的空间载体，使农民、农民工与市民共享一个空间，交流互动得以实现，相互熟悉得以成为现实，心理和情感的距离大大缩小，共同体意识逐步确立；它作为一个流动的活动载体，使农民、农民工有机会参与各类群众性的志愿组织、文化组织，从而有机会建构属于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城市适应能力。一些地方的道德讲堂注重把农民、农民工嵌入各种空间与活动载体之中，挖掘自身潜能、发挥自身价值，寻找城市的存在感与意义感，并在此过程中消除他们对城市的误解，帮助他们实现心理和谐、社会关系和谐和文化和谐。
江苏各地道德讲堂所发挥的功能充分说明，道德讲堂对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互吸纳、融合，实现城乡文化和谐共生、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义重大。针对当前道德讲堂建设中出现的内容单一、覆盖面不足、形式刻板、内生动力不强等实际问题，各地要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着力优化、强化道德讲堂建设。首先是思想认识上进一步解决道德讲堂“为何建”的问题，关键是不断拓展对道德讲堂功能、作用的认识。为更好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道德讲堂要把建构城乡文化共同体作为重要使命，推动实现城乡文化和谐共生。其次，进一步解决道德讲堂“讲什么”的问题。一要着眼文化传承，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精神特质与价值追求，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讲清楚如何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城乡群众更好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二要着眼道德培育，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本质联系，为培养新市民指明方向；三要着眼共建共享，讲清楚城乡群众尤其是新市民关心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回应道德关切，化解道德困惑，提高道德自觉，维护道德利益；四要着眼组织创新，做到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不照搬照抄，不生搬硬套。第三，进一步解决道德讲堂“怎么讲”的问题。坚持形式多样，多措并举、多样并存、多元发展，提高讲堂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提倡内容跨界融合，讲堂与活动融合，与科技融合，与文化融合，与市民生活融合。发挥群众主体作用。道德讲堂就是群众讲堂，要围着群众转，增强群众道德自觉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实行教化与服务并举，在服务中育德，在育德中服务，实现服务与教化的良性互动。□
（作者分别系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江苏省社科联副主席、研究员）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城乡一体化中城乡文化和谐共生的实现机制研究”〔14bsh05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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